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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6年9月深交所发布了《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指引》以来，国资委、福建省证监局和上交所也相继发布了引导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文件，披露社会责任信息的公司数目急剧增加。作为一种自愿性信息披露，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披露社会责任信息会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已有国内外学者研究表明政治关联会影响到公司慈善行为，那么政治关联对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披露社会责任信息也应该产生影响。同时，现有文献表明，在中国国有控股公司和非国有控股公司的政治关联存在不同的动机，政府干预程度也会影响到政治关联的效应。基于此，本文以企业披露的2007至2009年间的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建立逻辑回归模型，研究企业产权、政治关联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之间的关系。 本文的研究结论如下: 上市公司高管的政治关联对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影响因企业性质而异。国有控股公司中，政治关联公司披露社会责任信息的可能性较低;非国有控股公司中，政治关联公司披露社会责任信息的可能性较高。政府干预程度会影响到政治关联公司披露社会责任信息的可能性大小，政府干预程度高的地区，政治关联的国有控股公司披露社会责任信息的可能性更小，政治关联的非国有控股公司披露社会责任信息的可能性更大;政府干预程度低的地区，政治关联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关系不明显。 原因在于国有控股公司中，政治关联多为被动取得，企业无需为此付出代价，而且政治关联公司受到更多的政府干预，与政府的关系更为密切，“预算软约束”特征更为明显，能够从政府处获得更多的资源，承担社会责任的资源型动机较弱，从而较少地披露社会责任信息;非国有控股公司中，政治关联多为企业主动争取，政治关联企业能够从政府处获取更多资源，相应地，为了维系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企业需要付出更多的成本与代价，从而较多的承担社会责任，而且政治关联企业对关系的重视程度更高，也会更为注重与政府之外的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维护，从而会较多的披露社会责任信息。 政府干预程度越高，国有控股公司和非国有控股公司在地位上的差异越明显，政治关联的国有控股公司“预算软约束”特征更强，从而会更少地披露社会责任信息;非国有控股公司中，相对于没有政治关联的企业，政治关联公司可以从政府获得更多的资源，也需要付出更多的代价，另一方面，在政府干预程度高的地区，关系对企业的重要性更为明显，对关系更为敏感的政治关联企业披露社会责任信息获取利益相关者认可的动机会更强，使得披露社会责任信息的可能性更大。在政府干预程度低的地区，国有控股公司和非国有控股公司虽然在产权性质上不同，但在经济体中的位置并没有太大差异，由于政府干预经济意愿低，在国有控股公司中委派高管加强政府干预的动机会减弱，非国有控股公司主动寻求政治关联的动机也会下降，政治关联在经济运行中也很难发挥作用，此时政治关联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之间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 本研究具有一定探索性，可能的学术贡献如下: 首先，本文的选题具有一定的新颖性，结合我国国情对国有控股公司和非国有控股公司中政治关联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关系进行研究，为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影响因素分析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角度，同时也丰富了政治关联的研究。其次，加入了政府干预这一指标，考察在不同的政府干预程度下，国有控股公司和非国有控股公司中政治关联对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影响大小是否存在差异，丰富了有关政府干预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