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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时期以来的文学史教科书上，《围城》被定义为一部“暴露与讽刺”作品，钱钟书被认为是继鲁迅、老舍等人之后又一位优秀的“讽刺小说家”。从“暴露与讽刺”的角度看《围城》，对其人物形象的解读大都停留在讽刺与喜剧的层面上，这掩盖了其更深层的悲剧性的文化思想内涵。 五四新文化运动到抗日战争胜利以后，经过思想启蒙和新文化运动洗礼的知识分子在创作上对这段历史进行了深刻的自我反思，钱钟书的《围城》是抗战胜利后到1949年之前知识分子自我反思的最后一部标志性著作。在《围城》中，钱钟书“以《儒林外史》的描写气魄”塑造了一个“庞大的知识分子群”，揭示了抗战时期处于中国社会大后方的中上层知识分子的众生相。 《围城》创作和人物塑造带有明显的“自叙传”色彩和强烈的自审意识，基于自叙、自审的理论视角，本文从三个方面确立写作的创新点：一、从整体上将《围城》看作是一部带有“自叙传”色彩的作品，首先从自叙视角分析钱钟书的“围城”体验与《围城》创作的关系；二、将《围城》的人物形象塑造，看作是对五四之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自审主题和自审意识的拓展与深化；三、对作为个体的“典型环境”中的人物形象进行具体分析的时候，采取“理解的同情”和“同情的理解”的态度，以“宽容的道德哲学”理念对《围城》创作和人物形象进行理性分析和历史解读。 本文主体部分共分为四章：第一章“绪论”部分，对五四之后知识分子的自我反思提出问题，在梳理《围城》创作与研究的历史与现状的基础上确立自叙、自审的理论视角；第二章以钱钟书的人生经历为背景，分析《围城》写作“自叙与自审”的双重视角，主要阐述其乱世人生与“围城”体验的创作转化以及“忧世伤生”的《围城》创作背景；第三章将《围城》人物形象分为四个类型，从“自审与批判”的角度分析其人物形象塑造的多重面相；第四章阐述《围城》与知识分子创作主题的当代意义，希望能在拓展研究视野的基础上深化《围城》人物形象研究的文学史意义。 《围城》作为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经典之作，对它的解读和研究已经积累了大量的资料和成果，这些资料和成果为我们进一步解读《围城》提供了建设性的历史铺垫，为后人继续推进《围城》研究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作为一个常说常新的文学命题，对《围城》的研究永不会止步。本论文试图在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当代读者的阅读立场，用平视的眼光和同情的心态对人物形象进行历史的还原和客观的分析。从人性化视角和人文关怀立场出发分析《围城》的人物形象的多重面相，从而对当今社会中同样处于“围城”现状中的人们做一点比较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