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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纪末,西方进化论传入近代中国,并作为一种新的世界观成为有识之士救亡强国的理论武器。严复与章太炎作为中国近代学术史上的两座高峰,不约而同地受到进化论思想的影响,西方进化论在二者的思想轨迹中既呈现出惺惺相惜的一致性,又因为各种复杂的境况分化出发人深省的差异性。就思想的一致性而言,严复与章太炎都以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为基础,同时以传统文化中的老庄思想为依托,并认同优胜劣败的竞争进化规律;在进化伦理观层面的一致性表现为,二者既反对道德先验论,又肯定合群原则。就思想的差异性而言,在道德起源问题上,严复肯定“合群”起源,而章太炎肯定“物质”起源;在道德标准问题上,严复以“苦乐”为圭臬,而章太炎以“益害”为圭臬;在道德进化方面,严复推崇“去苦求乐”,而章太炎推崇“善恶并进”;关于道德重建,严复主张“新民德”,而章太炎主张“革命之道德”;在总体道德观方面,严复表现出功利主义倾向,而章太炎表现出道义论倾向;在进化理路上,严复倡导渐变论,而章太炎倡导骤变论;在进化理想方面,严复表现出乐观积极的态度,而章太炎显露出消极悲观的情感。严复与章太炎的进化论思想之所以产生南辕北辙的巨大差异,可以归结为两方面原因:一是严复与章太炎进化论思想的形成背景不同,严复具备会通中西的教育基础,面临变法改革的时代诉求;而章太炎秉承国学教育的深厚根基,处于排满革命的时代浪潮。二是严复与章太炎进化论思想的理论渊源不同,严复的进化论思想汲取了斯宾塞的普遍进化观,又深受赫胥黎“任人为治”的进化观影响;而章太炎的进化论思想吸收了佛教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又深受拉马克的“用进废退”说、柏格森的创造进化论以及赫胥黎的伦理进化论的影响。总体而论,严复与章太炎的进化论思想都对中国近代社会发挥了重要作用。严复进化论思想的价值突出表现在对传统夷夏壁垒的打破,章太炎进化论思想的价值突出表现在对中华文化主体性意识的重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