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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在我国基础教育新课程改革的历史大背景下,我国课程理论迎来了一个空前的发展机遇。然而,在把握机遇的同时,我国课程理论的发展也出现了诸多的问题,特别是在对域外课程理论移植、借鉴与创生等问题上。实际上,在近代“西学东渐”的潮流下,中国早期课程学者在把握域外课程理论的过程中,便体现出了移植与调适与相结合,世界眼光与本土意识相结合的中国特色。而作为我国早期课程研究的先声,课程编制理论成为了我国早期课程研究的重点。有鉴于此,通过对我国民国时期课程编制理论传入及发展的研究,旨在深化当代课程理论的移植与本土化问题,甚或在一定层面上为反思外来理论的移植与本土化问题提供很好的案例。论文通过对西方现代课程编制理论在早期中国引入与发展历史脉络的梳理,较为系统的阐述了课程编制理论在我国早期的历史变迁,在理论分析与实践对比的基础上,总结了其对于当前课程理论移植与借鉴的启示。论文首先通过对课程编制在我国传入与发展历史背景的相关追溯,可以看出:近代学科体系的传入,使得西学日渐成为主流;近代留学事业的发展,为包括课程研究在内的诸多教育学科研究领域的发展和建设提供了桥梁和中介;学制改革的浪潮,促使当时学界对学校课程的关注,而新教育运动的开展,则为课程研究的展开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氛围。其次,对20世纪20年代、30年代和40年代课程编制理论传入及发展相关情况分别展开论述。主要涉及到各时期的研究概况、代表作品和研究特点、课程编制在我国高校课堂的开设情况等方面。总得来讲,课程编制理论在我国的引入与发展是一个逐步深入和本土化的过程。再次,分析了课程编制理论对我国教育实践的影响,包括:学校科目名称的改变;课程目标的细化和精确化;大量采用测验量表等研究方法以辅助课程与教学。至于学分制与选科制方面,在实施过程中与我国学校教育实际不相适应,出现了妥协和折中的特点。最后,结合我国课程理论实际,阐述了民国时期课程编制理论在我国传入与发展的相关启示:要正确处理课程理论研究中“拿来”与“自主”的关系;课程理论研究要着眼于本国实际需求;通过大力开展教育交流,培养人才,促进课程理论发展;课程研究者要有敏锐的问题意识和敢为人先的研究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