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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1世纪,随着中国逐步走上大国崛起之路,在国际政治舞台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中国获得更多话语权的同时,对中国的“大国责任”的期待和要求也越来越高。尤其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环境问题、人权问题、反恐问题上一直苛责中国,仿佛除了西方国家以外,其他国家都是不负责任的国家。在笔者看来,中国从古至今,帝制王朝时期也好,现代民族国家时期也好,国民党执政时期也好,当今中国共产党执政也好,中国一直展现出的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一个不负责的人绝对无法取得成功,而一个不负责任的国家同样也成就不了大国伟业。一个民族在文明历程中,会形成不同的文化传统,而不同的文化传统带来不同的价值观,具有不同价值观的民族就具有不同的民族性,价值观或民族性价值观具有稳定性和持久性。现代民族国家的兴起带来国家责任的变革。一个民族国家的国家责任有共性的东西,即源自民族国家的兴起、国际体系的形成以及在这过程中所达成的人类社会共识性的东西。当然也有个性的东西,而个性的东西就是源自不同文明历程形成的不同文化传统所决定的价值观。所谓的国家责任观就是用来一个国家根据外部环境因素、自身国力状况(客观因素)以及价值观(主观因素)来界定自己国家的国家责任的一种观念。因此,文明、价值观与国家责任观之间存在内在的逻辑联系性。中美这两个当今世界的大国都以民族国家的形态屹立于世,因此两国的大国责任观具有许多共性,当然,也存在许多差异性,而差异性来自于中美这两个民族源远流长的文明历程所形成的各具特色的价值观。大国责任是基于“大国”身份定位而来的,因而在探讨大国责任以及大国责任观问题之间,首要的要厘定“大国”的概念。“大国”是在国际体系中通过对比得来的概念,大国概念和国际体系概念紧密相连。因此,梳理有关国际体系概念、理论以及总结其变迁的历史将有助于我们对于大国概念的认识,这最终将有助于我们对大国责任和大国责任观的理解和认识。现行的国际体系由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发展而来,和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同步。在国际体系中,大国比一般国家拥有更多的资源、更强大的力量以及更多的“权力”,因此,大国比一般国家对人类社会公共事务理应承担更多的责任。一个大国在形成过程中,其成长历程的复杂性以及对外交往的广泛性远比一般国家要多,因此大国责任个性的东西远比一般国家要多。所谓大国责任就是一个大国在国际体系中所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包含已在世界范围内达成共识应当承担的责任和自认为需要承担的责任,而所谓大国责任观就是是大国基于“大国”身份定位根据自身国力情况、国际体系中的地位以及由文化传统所决定的价值观来界定并区别于一般国家包括共性责任和个性责任在内,但是更强调个性责任的观念。中华文明,又被称为儒家文明(笔者认为“中华”两字体现礼仪特性,“儒家”两字体现价值观特征,本文因为行为需要,两者将交替使用)源远流长,在欧亚大陆的一端发展出完全不同于西方文明的独特文明。起源于易经思想,被儒家发扬光大的“和文化”乃中华文明最基本的价值观。在此价值观基础上,无论是帝制王朝时期也好,民族国家时期也好,中式的“大国责任观”始终带着与世人和谐相处,共生共荣的成份。中国帝制王朝时期“薄来厚往”的朝贡体系与欧洲近代残暴的殖民体系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体现和概念,一个民族的价值观和责任心、使命感并不是仅仅通过一次领导人就职演讲或者一次官方新闻发布会就能“制造”出来,而是要从这个民族走过的文明历程,从其用铁与血铸就的历史中凝练出来的笔者通过凝练中华文明数千年的对外关系史,向世人展现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的前世今生。中华民族中正仁和的价值观、中式的责任观不是凭空制造出来的口号,是祖先传承给我们同时我们也将传诸于子孙的东西。中华文明一直是内敛、自守型的文明,中国在历史上最强盛时期也不以侵略和扩张著称,今日中国再次大国崛起之后也不会走上寻求霸权的道路。从古自今,中国一直表现出慷慨任侠的大国风范以及共生共荣的大国责任观。西方文明,又被称为基督教文明,源于基督教对其主导性的影响力。(“西方”体现其历史传承性,“基督教”体现其文明的特征性,笔者因行为需要,两者交替使用。)与中华文明一个最重要的区别就是,中华文明是大陆型农耕文明发展而来,而西方文明是海洋及商业型文明,因此又可称之为海商文明。西方文明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古希腊、古罗马阶段;中世纪阶段;大航海时代以后的近现代阶段。基督教思想以及基督教本身把西方文明贯穿起来,并以新教的方式传承给美利坚民族。美利坚民族的价值观、民族性的形成有两个渊源,一是西方文明的传承;二是开拓美洲大陆过程中形成的特有价值观。美国从1776年7月7日发表《独立宣言》正式宣布立国开始至今不过二百多年历史,美国的对外关系大致可以简单分为三大阶段:大陆扩张阶段、海洋扩张阶段、全球扩张阶段。这三个阶段轮廓十分清晰,虽然每个阶段内部有所起伏,但是,每个阶段都有其主导性政策和方向性非常明确,美利坚民族是个非常务实的民族,在每个阶段都有所待解决的问题,并都比较稳妥的得以解决,美国逐步走向大国崛起之路。同时,美利坚民族也是不乏使命感和理想抱负的民族,美国人以“天定命运”自居,一直梦想建立所谓的“山巅之城”来照亮整个世界,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并存于美国人的价值观和民族性之中。从美利坚民族走过的文明历程来看,美国人和美国人所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以及他们所创建的国家的确与传统的欧洲列强有很大的区别,我们总结历史,尊重历史,分析历史,我们既要看到美国人自负及现实主义的一面,追求利益,追求权力,意图一直维持其世界卓越领导地位的一面,也要看到其具有使命感和理想主义精神的一面,并意图按照自己的模式改造这个世界的一面。美国有其带有“使命感”的大国责任。中美两国的大国责任观有许多共性的东西,也有鲜明的差异存在。当今的中美两国都是以民族国家形态的国家,所以都是以本民族、本国家利益为出发点考虑自己国家的责任,同时,在现有的国体体系下,对于大国应尽的责任也有共识性的东西,因此基于以上二点,中美两国对这些责任有共同的认识,而这就是两者大国责任观共性的地方。同时,因为全球的一体化进程,许多全球问题需要各个民族和国家一起来面对和解决,因此,对于达成共识性的国家责任或大国责任中美两国也都应予以承担,而这就是当代中美大国责任观相同性的另一个方面。但是,两者的差异性的东西更多,这是由于两者不同的文明历程造成不同的价值观所形成的,儒家文明内敛自守的特性以及中国从古至今的历史表现,中国都是一个“自守型”的国家,因此,中式的大国责任观在笔者看来是一种“自守型”大国责任观。由纯粹的宗教理想变成政治与信仰结合的国家“使命”是美国人所创造出来的,虽然在世界范围各个国家在大国崛起过程中都或多或少有使命意识的存在,但是,只有美国人清晰完整的把它表达出来,并融入美国的大国责任观之中。笔者给美国式的大国责任观也下了个定义——“使命型”大国责任观。笔者认为,无论是哪种类型的大国责任观,采取何种处世方式,最后的道路必须走向“共生共荣”,这是面对现在日益严重的全球问题的人类社会唯一的出路。因为今日这个世界上的所有民族和国家都已经结成“命运共同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