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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鹿原》在从小说改编为电影的过程中对于文化中国形象的呈现是不同的,主要表现在乡土文化与儒家文化两个方面。小说与电影对于乡土文化的展示可以说是成功的,二者都通过秦腔、祠堂、戏台等中国西北乡村所特有的乡土文化符码来呈现乡土中国形象;电影与小说在体现儒家文化上存在巨大差异,电影的叙事主线变成田小娥与她身边的一群男人,使得原著中体现的文化反思与重建大打折扣。中国当代文艺实践在呈现文化中国形象时所选择的文化符号应当具有三种倾向:一是选择具有中国特质的文化符号,二是选择的文化符号应当具有世界范围内的普适性,三是选择的文化符号应当具有时代性,能够呈现当下的中国形象。选择什么样的叙事主题是小说讲述什么样的中国故事的重要前提,小说《白鹿原》选择的叙事主题主要是中国文化与中国革命。电影在缺少文化主题意蕴的同时也缺失了原著中对于中国现代革命的颠覆与解构。电影在改编的过程中出现了诸多的问题,这使得我们更加坚信中国当代文艺实践要站在“自我”构建的立场上来呈现中国形象。中国当代文艺实践从“自我”立场上构建中国形象的策略有三点:一是关注构建中国形象时对内功能的实现问题,二是从“文化他者”中寻求自我完善的方式,三是确保“民族心灵史”和社会生活史的共同参与。文学与电影在呈现中国形象上有其自身的特点,新的时代环境下电影逐渐走向呈现中国形象的主流位置,这其中离不开文学的辅助作用。当然,文学也应当积极寻求与电影合作,履行好自己的新使命。文学和电影是中国当代文艺实践领域具有代表性的文艺形式,在中国形象研究视域下文学与电影的关系应当是互补互助、和谐共存的。文化性与现实性是二者呈现中国形象时所凸显出的共同审美特征。文学与电影就像两驾马车,共同牵引着中国当代文艺对于中国国家形象的呈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