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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中国文学史》被海外汉学界视为“近十年最重要的中国文学史巨著”,问世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界对该著有较多的评论。国内学者研究这部文学史的视角,大多集中于该著所体现的文学史编撰范式、文学比较及对作家作品的评价等,较少着眼于整体,系统论述该著所体现的西方学者的中国文学史观、文学评述方法以及对中国抒情文学的认识。本文基于对这部文学史巨著的研读,以及对西方学者文学史编撰理念和方法的把握,以整体的视角观照全书,以文学文化观与文学文化史、“话语建构”的述评模式、对中国抒情文学与审美之认识三个维度展开论述。首先,《剑桥中国文学史》秉持了“文学文化观”的理念,采用更为综合的文化史或文学文化史视角。在此视角下,该著试图通过还原文化作为“中介”对文学创作和文学史发展的影响,从“面”、“线”、“点”三个层级,重现文学创作和文学史发展的文化生态。“面”涵盖文本文化、社会意识和物质基础。文本文化主要包括读写条件、流传语境和辅助文本；社会意识主要包括宫廷、士人和市井三个层面的思想意识以及宗教等；物质基础主要包括地域文化和经济状况。“线”指历史上的重大政治事件及文化思潮的发展嬗变、生产技术特别是印刷技术的进步,以及女性地位的变化与女性书写等。“面”与“线”的交织,有助于展示文学发展的外部原因和规律。由于文学史不同于历史或思想史,因此该著在阐述中为体现文学本位的立场,在呈现“面”和“线”的同时,通过“点”的深入,辨析不同时期文学与文化的关联以及历史上对相关作家作品的定评,即以当代西方流行的“解构主义”方法,质疑传统定评,解析文类特点,阐述特定时期文学嬗变的外部和内部成因。通过“面”、“线”、“点”整合文化与文学,使该部文学史突破了传统文学史按不同文类或断代分期的叙述范式,探索并实践了“文化分期”的文学史编撰新范式。其次,该著将文学活动背后的社会交流活动贯穿于文学史述评,这种述评模式可概括为“话语建构”。它既与近年来中西文学史研究界将不同述评方法融会贯通的学术诉求相应,也与中国“尚群”的文化语境相符。它将话语的实现方式界定为文本与人的交互对谈,即文本间的交叉关联、文本与现实的融通、文人之问的交流；将话语主体从“作者”还原为“作者群”,即认为大多数作品由文本演进过程中的话语人、围绕作者的共时话语圈所共同创作；将文学史编著者的文学批评理念及其对作家作品的评价,通过对文本、作者和文学现象的取舍加以体现。笔者注意到,该著因偏重文学叙事与思辩,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文学抒情与审美。中国抒情文学不仅是作家对一己之情的抒写,而且集中体现了中国文化由己及人、物我交融、虚怀契道的人文精神,亦即“天人合一”。对抒情文学的相对忽视,导致该著对《诗经》、词、山水文学等文类的认识价值与艺术价值的相对忽略。中国传统艺术审美,重直觉体悟而非逻辑思辨,其审美特性表现在汉字音形义、汉语文学修辞性亦即音韵与对偶等、审美创作与接受方式等方面,由于该著编撰者对中国抒情文学的美学特征关注较少,因此叙述内容的取舍存在一些缺失。该著出版后主编宇文所安在其论著《中国传统诗歌与诗学》中,对上述缺失作了解释和补充,探讨了中国抒情文学所体现的基于“天人合一”文化精神的“审美图示”、西方读者对抒情诗的理解,以及对偶、声韵等文学修辞与文学接受等。《剑桥中国文学史》在文学史观、编撰范式和述评方法上呈现的新特点,首先源于中西学界对文学史的认识和界定存在差异。在西方,文学史、文学作品批评、文学作品选集历来泾渭分明；在中国,大多认同“文学史理应以文学为本体”的观点。因此西方学者编撰的《剑桥中国文学史》及其他各国文学史,主要是作为西方读者学习文论的参考辅助读物。其次,中西审美传统及其审美判断的差异,使该著存在重文学叙事和思辨、轻文学抒情和情景融合的评价取向。最后,文学史编撰理念和方法的不同,也使该著对文学创作与文学史发展的外部规律有更多的关注和阐述。本文研究主要采用文本细读以及将国内外研究文献作对比研读的方法,研究中注意吸收与本课题相关的国内外最新的研究成果,并借鉴和运用国内外传统的或新的研究方法,包括中国传统诗学与批评、比较研究、欧美解构主义、福柯话语建构、语言学等。全文既阐析《剑桥中国文学史》所体现的西方中国文学研究者的研究理念、研究方法和述评模式,揭示其研究中国文学所提出的洞见,也分析其阐述中存在的不足及其成因,以期抛砖引玉,通过对该著的解读以辨析“他石”和“我玉”的差异,希望为推进中国文学史学科的发展和中华文化国际传播提供某些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