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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研究的是在村落工业化的变迁中，由一个传承至今的地方性节日——“时节”，所体现出的消费文化与地方认同之间的关系。村落工业化作为农村初级现代化的基础，使农业型社会生活发生一系列的质性变迁，导致了旧的认同模式的隐退和对新的认同方式的迫切需求。由于村落工业化带来了较之传统经济更多的货币收入和经济表现能力，新的消费生活理所当然地成了表达认同心声和情感的代理，而小城镇的消费时尚又常常为之提供了消费的合法性来源，消费方式作为变迁中寻求文化认同的重要手段，得到了张扬和凸显。时节中具有浓重炫耀性色彩的民间消费竞争，是人们试图重构和强化集体认同与个体认同的一类符号性表达。官方将时节定义为“奢侈浪费”的非法节日并予以积极干涉，在某种程度上也刺激了这类消费认同。
时节，是浙江省桐庐县境内富春江以南地区的一个最初具有秋社酬神性质的节日，后逐渐从农业社会“春社秋报”式的“娱神”节日走向以“娱人”为主的现代节日。发展至今，时节消费以家庭举办丰盛家宴的饮食消费为主、娱乐消费(赌博与做戏)为辅，富有奢侈消费的夸示色彩，并形成村落与家庭之间的民间消费竞争，消费规模与隆重程度常超过年节。
时节消费的日益奢侈脱离不了一个地方性社会的变迁背景。近20年来，工业化给南乡地区的诸多村落带来了一系列的变迁，其中最根本性的变迁在于乡土式的人地关系发生了改变，直接导致当地家庭经济、婚育观念、代际关系、职业身份和信仰生活等诸多层次相应地发生结构上的变化。在这种生产方式、经济地位与社会角色的大幅度转变和过渡中，尽管工业化产生了较高的收入和财富，但也为生活带来了诸多不确定因素和文化认同的困境，而消费认同的需求与实践也正是在这样的村落生活方式变迁中得到了激发与复兴。
消费可以是一类建构认同的工具性表达与有效符号，包括了一对辩证统一的关系，即同一性与独特性，从而完成集体认同与个体认同。一方面，大多数节日本身就有凝聚集体力量和加强认同的重要作用，在传统集体信仰生活失落的今天，在一定程度上有着类似民间信仰的整合功能。时节中，人们在地域时空、集体仪式和人际互动中保持高度认同，通过“我们在一起奢侈消费”建构了消费的同一性。另一方面，时节消费的独特性既表现在南乡地区与其他地区的节日消费差异、时节范围内的不同小地域之间的消费特色、个体家庭之间不同的消费风格，其独特性也表现在居于不同权力等级中的社会群体(如地方政治精英、工业精英等)呈现出来的消费分层中。人们在时节中通过过度的、夸张的消费方式传递给别人关于“我”(个人或家庭)的信号，说明“我”的身份地位和所属的文化群体或阶层，试图在这一过程里找到物质和心灵世界中“真正属于我自己的东西”，通过这样的消费行为建立起对自身的“定义”并发展起彼此间稳定的认同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