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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农村土地制度主要包括以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农村土地的经营体制以及以土地之上的具体权利制度为主要内容的土地产权体制两个方面。就前者，土地承包制度已经成为定论，只不过现实中还有许多问题需要完善；就后者，农村土地产权体系及其法律界定是急需解决的理论与立法课题，这是物权法的重要内容，也是完善土地经营制度的基础。我国现行法律对农村土地制度的设计理念在于，坚持农村土地所有权归属农村集体的基础；保持国家对农村土地的一定控制；以土地承包制度为基本方式把集体土地分配给农民利用，使土地所有与土地利用相分离，使农民获得土地承包权，以土地承包权为法权基础保护农民对土地的利益。但是，土地制度的实施现状并不令人满意，而有关的理论探讨也一直是热点问题，本文也试图通过对我国土地制度进行历史的、比较的分析，利用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的有关理论对其进行梳理，并且提出一些解决问题的建议。 农村土地制度理论探讨的直接目的在于土地物权法的制定。土地物权法最终表现为具体的制度规则。规则本身是逻辑的、技术的，而物权法的制定并非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一个简单的逻辑处理过程。在物权法制定的过程中，理论必须回答诸如立法目的、所有权主体的选择、所有权的内容、他物权的类型与内容、农村集体成员是否具有所有权利益以及该利益如何表现等基础性问题。 除导论外，本文分六个部分展开： 第一章，农村土地制度的比较分析。意在通过比较分析德国、法国、日本、意大利、英国等其他国家土地物权，得出与物权制度有关的逻辑与事实性认识基础。在分析过程中，他物权的类型与内容在各个国家的不同、农业政策对土地制度的影响是讨论的重点。通过比较分析，我们认为：土地物权是一种国家公共权力之外的私人产权，其本质在于私人主体对土地利益的法定支配；土地权利物权化有其内在的逻辑基础，即以经济生活中人们对土地的利益关系为基础，把该利益赋予法定的支配权利，人们对土地利益的内容与类型决定了土地物权的内容与类型，土地利益物权化保护过程具有必然性与偶然性；土地支配利益的物权化处理具有经济上的合理性，即降低交易成本、维护交易安全，这也是物权区别于债权的经济合理性；物权体系的开放性，物权的类型与各种物权的具体内容也呈现发展之动态，而开放性的根源在于物权的社会性，各国能够创造出适宜于自己需要的物权来;物权本身只不过是一种形式，其精神在于规范背后的利益.农村土地权利制度与农业政策之间有内在联系。虽然各国农村土地制度与农业政策的根本意图在于保护农民的土地利益，但是农业政策的取向直接受制于该国农村社会经济生活现实:该联系不仅决定农民获得土地利益的方式，也决定了农民获取的土地权利的内容。由此，我国完全可以在坚持土地的国家所有与集体所有的基础上创造出适宜于中国国情的保护农民土地利益的物权制度.第一章的分析昭示，土地物权法制定的关键不在于形式规则本身，而在于土地利用形式、土地利益表现以及决定它们的社会经济背景。 第二章直接进入形式规则之外的内容，专门剖析我国农村土地制度的变迁与变迁过程中的农村土地利益结构。建国以来，我国的农村土地制度发生了三次大的改革，即1953年完成的土地改革、延续到70年代后期的集体化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家庭承包责任制。就经济内容进行考察，土地制度改革的实质在于土地之上各种利益主体之间利益结构关系的变化.在人民公社体制中，土地名义上已经为“三级所有”，人民公社直接享有了土地所有权及其所有权利益，而农民则处于了整个土地利益结构的末端，他们只能够以公社社员的身份去得到间接的利益，这个间接利益不仅受到公社土地利益的分配限制，还因为“三级所有”的规定而有其内在的模糊性。家庭承包责任制改革的根本目的在于要正确处理好国家和农民土地权益分配的关系。在家庭承包经营体制之下，农民个人、所有权集体、农村社区、国家依然是农村土地利益的主体，虽然他们之间的利益分配格局有所变化.在目前的体制之下，利益关系还有进行合理化整合的必要。人民公社体制下的那种由国家控制但由集体来承受其控制结果的一种农村产权制度安排并没有完成向私人产权的完全进化过程，国家还在不当的参与土地利益分配;村庄内部农户之间如何再分配土地权利的问题也没有得到完全解决，每个社会成员都因为是集体的一个成员而对土地享有成员资格利益，但是这个资格利益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实现，法律没有明确回答.所以，农村土地改革的内容，决非土地物权制度所能够完全包含。家庭承包制度的目的在于，实现以土地经济利益诱导性配置为核心内容的“帕累托改进”，但是实际上还存在很多的“非帕累托改进”因素。农村制度变革必须与我国农村的社会、经济、文化、农民的意识等非正式制度因素相吻合，必须尊重农民意愿、坚持渐进式变革模式，农村土地的权利结构本身也必须与农村社会传统与经济结构相协调。 第三章为农村土地产权的经济分析，意在找到完普我国农村产权制度的一般规律性内容，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