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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个人化思潮是20世纪人文科学一个重要的基本问题，其本质是反人本主义。19世纪到处洋溢着人文主义的乐观精神，个人主义盛行，它成为衡量一切价值和意义的尺度。相对于19世纪，20世纪科学主义盛行，科学至上，科学才能创造一切，“人”在科学面前失落了，他显得那么渺小、那么卑微。这就是为什么在20世纪人文科学领域里我们到处听得死亡声音的原因，像“哲学之死”、“历史之死”、“文学之死”等等。因此，20世纪非个人化思潮的核心问题在于，以思考和研究人为自己目标的人文科学却发现人的失落、人的死亡。
本文试图限定在20世纪西方文论范围内研究非个人化思潮问题。20世纪西方文论非个人化思潮肇始于艾略特，其起源最早可追溯到济慈的“诮极能力”说和福楼拜的“作者退场”说。19世纪浪漫主义的表现理论和以作者为中心的批评观念受到了20世纪西方文论各个方面的质疑和批评，各种形式主义文论采取不同的方法论和形式观与浪漫主义文论决裂，并且根据自身的立场和视角分别提出了新的学说和观点。本文力图结合现代语言学、哲学和心理学等人文科学的非个人化思想的资源，考察20世纪西方文论非个人化思潮的总体趋势，揭示其历史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主要理论学说和基本问题。本文采取逻辑与历史结合的方法，不以人头或流派为线索进行历史梳理，而是力图在一个比较大的学术视野中呈现和分析20世纪西方文论非个人化思潮所涉及的基本问题，这包括：1.20世纪西方文论非个人化思潮历史的逻辑发展脉络；2.非令人化思潮与作者问题；3.非个人化思潮与语言问题；4.非个人化思潮与文学性、文本性问题。
第一章主要考察19世纪浪漫主义文论与20世纪西方文论之间的裂变以及现代语言学、哲学和心理学等学科为20世纪西方文论非个人化思潮提供的丰富的学术背景。19世纪浪漫主义是20世纪非个人化思潮的背景中的“前景”，也就是说，如果没有19世纪浪漫主义对个人、自我、诗人的高度张扬，如果没有它对创造、想象、天才等主体条件的过分信奉和追求，那么，20世纪非个人化思潮也就不可能会压制个人、自我和诗人在文学中的作用，否定天才、想象和创造等主观性因素。现代语言学和某些哲学和心理学流派同样具有一种反浪漫主义的客观主义倾向。语言形式和结构等成为文学作品意义的来源，这是20世纪“语言论转向”对非个人化思潮的重要成果，它支持着和蕴含了非个人化思潮的基本问题。以阿恩海姆为代表的格式塔心理学认为，心理感知觉是一种“力的式样”，具有一种格式塔特质。荣格的分析心理学则认为，原型形式千百年来潜藏在人的集体无意识中，具有客观的、非个人化的性质。哲学宣告“主体死亡”，这意味着笛卡尔等人发明的、具有自主性的理性主体频临危机。因此，这些哲学和心理学流派对非个人化思潮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第二章主要研究20世纪西方文论非个人化思潮历史的逻辑演变过程。在客观性非个人化初期，非个人化思潮表现出难以摆脱主观和客观对立的矛盾，这在福楼拜身上表现最为明显，他一方面要求作者客观、中立，不要过多地表现自己，另一方面，他认为，自己的创作存在着一种认同意识，创作也就是写自己。直到艾略特的非个人化诗论提出，这种矛盾基本上才得以克服。艾略特一方面要求作者中性化、媒介化，作者要具有非个人化意识，另一方面，他提出“客观对应物”说，批评创作的写自我的倾向。再者，他反对文学批评的主观主义，初步提出一种本体批评。到了形式本体论阶段，维姆萨特和比尔兹利提出了“意图谬误”说，他们完全切断了作者与作品之间的关系，作品只是“纸页上的词语”，它是独立的、自主的，与外在的现实世界、作者和读者毫无关系，这是一种封闭的文本中心主义。俄国形式主义的文学性、新批评的文学内部研究、结构主义的文学科学化都是这样一种内在的本体批评模式。在这种本体批评中，作者失落、消失了。在话语文本非个人化阶段，巴特和福柯认为，一部作品的言说主体不是作者，也不是读者，而是语言本身，也就是说，语言自身在言说，而不是作者或读者言说，因此，写作自我在活动，用巴特的话来说，写作是一种不及物的活动。就文本自身而言，文本具有一种生产性，它能够生产出自身的意义。
第三章主要研究非个人化思潮的作者问题。本章在历史地考察西方文学不同历史时期作者观念的基础上，集中讨论了“作者之死”及其相关的理论观点。巴特的“作者之死”宣告了具有创造性、个人性的作者的死亡，这为开放的、具有生产性的文本打开了自由之门。福柯的“作者-功能”理论则证实了作者是历史文化的构成物，他只是话语文本的功能之一，从来就不存在具有想象性、创造性的作者。由此，本文归纳出非个人化思潮中作者理论四个要素：1.作者的化身；2.读者；3.撰稿人；4.文化构成物。
第四章主要研究非个人化思潮的语言问题。本章讨论了20世纪语言学对19世纪语言工具论的批判，在此基础上，语言本体论占据着主流地位，这以索绪尔的结构语言学为代表。在索绪尔的结构语言学中，作者和主体的人陷入一个巨大而无情的语言网络中，在这个结构嬉戏的舞台上，没有作者和主体的人的位置，在语言面前，作者和主体的人最终变成形式的功能，实际上，作者和主体的人已经被驱逐出语言学的领域，消失在语言和结构的巨大陷阱中。在索绪尔之后，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伽达默尔和德里达等更是发展了本体语言观，语言获得了至高无上的自主性和统治权。海德格尔认为，人并不在言说，而是语言言说，人只是聆听语言言说。维特根斯坦、伽达默尔和德里达的语言观表明，语言在游戏，游戏的主体是语言本身，而不是人。语言游戏无论是对话关系或者是“异延”关系，人在语言中没有自身的位置。因此，语言言说和语言游戏都声称，语言在控制着人，而不是相反，人控制着语言。
第五章主要研究非个人化思潮对20世纪文学基本理论所产生的变化。本章讨论和分析了文学性问题。在形式本体论阶段，文学研究走向一种内在的本体批评理论，即文学性理论。文学性理论追求一种内在的、自主的文学观念，如俄国形式主义、新批评(详见第二章)、结构主义文论等。20世纪60、70年代左右的话语文本非个人化阶段，内在的文学和作品观念遭到了质疑，随着文学研究内在模式和外在模式的结合，新的文本概念得以确立。巴特、克里斯蒂娃和德里达都认为，文本自身就具有一种生产力，文本的生产性存在于文本与文本之间，它们是一种互文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