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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建设不断向前,我国的城镇化开始步入快速发展阶段,城镇扩张导致耕地减少的现象持续存在,人们再次对粮食安全问题给予高度重视,如何协调城镇扩张对土地的需求与耕地保护这一问题,是当前管理者面临的一项重要工作,也是学者们接下来开展研究的重点内容。城镇化与耕地数量变化的耦合协调关系如何,影响到耕地保护红线目标的实现与粮食自给能力,对我国实现新型城镇化有着重要的影响。文章以广西百色市为例,基于可持续发展理论、人地关系理论、系统理论和外部效应理论,采用复合指标法构建评价城镇化水平的指标体系并通过熵值法测算各个城镇化指标的相应权重,计算出城镇化指数后在时间和空间层面上对2001-2015年百色市城镇化和耕地数量变化情况进行初步探索,接着采用STIRPAT模型计算出各个城镇化指标驱动力对耕地数量变化的弹性系数,然后借助耦合度发展模型计算出城镇化与耕地数量的D值并进行分析,最后运用空间自相关方法分析D值的空间集聚特征,同时对城镇化和耕地数量进行双变量空间自相关分析,进而提出促进城镇化与耕地保护同步健康发展的对策和建议。研究结论如下:⑴时间序列上,2001-2015年百色市总城镇化水平提高的同时,耕地数量也在增加,近几年耕地数量增加的速度有所放缓;人口、经济和社会城镇化水平都得到了全面提升,但发展水平和变化趋势各异,社会城镇化水平最高,人口城镇化的发展落后于经济城镇化和社会城镇化。空间序列上,2015年百色市各地区综合城镇化水平整体差异较大,右江河谷4县(区)城镇化水平较高且南部县(市)的城镇化水平高于北部山区县。研究期内综合城镇化年均增长率整体差异不大,综合城镇化水平和年均增长率的分布并不相似,城镇化水平高的地区城镇化速度不一定快,城镇化水平低的地区城镇化速度也不一定慢。耕地丰度呈南高北低的格局,大部分地区的耕地年均增长率都为正数。⑵基于STIRPAT模型对百色市耕地数量变化与城镇化因素的关系进行分析,分析结果表明:人口密度、人均GDP、二三产业增加值比重、年末移动电话用户数、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普通中学专任教师数和医疗卫生机构技术人员这7个驱动因子对耕地数量变化的弹性系数分别为0.1650、0.1596、0.1387、0.1468、0.1288、0.1665和0.1692。⑶通过借助耦合发展度模型测算2001-2015年百色市12个县(市、区)城镇化和耕地数量的耦合发展度,发现百色市各区域之间的D值差距明显,D值顺序为:右江河谷>百色市>南部县(市)>北部县,综合城镇化与耕地数量二者的耦合特征不断优化;D值的空间分布存在明显的分异性,2001年和2015年右江河谷的D值始终是最高的,南北存在差异,南部县(市)高于北部县。D值增长率都为正数,说明在与自身的纵向对比中,相对于研究初期各个地区的城镇化和耕地数量之间的耦合协调关系在研究末期都得到了优化。运用空间自相关方法研究城镇化和耕地数量耦合发展度的空间集聚特征,全局空间自相关性分析得到,在0.05的显著性条件下,通过双侧显著性检验的有2006、2011、2012、2013、2014和2015年,其中,2011年D值的Global Moran’s I最高;LISA集聚图的分析结果中,2006年只存在一种空间关联形式H-L型,分布在隆林各族自治县,2011年和2012年D值的LISA集聚图空间分布一致,2013年、2014年和2015年D值的LISA集聚图空间分布一致。在城镇化与耕地数量双变量空间自相关分析中,所有年份均通过显著性检验,不同年份的空间集聚特征不同,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是地理位置和地形地貌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