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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研究意义在于:从昆曲的角度来说，其一，有助于加强昆曲的受众群体研究。戏曲功能的实现需要不同类型的参与者，包括创作者、演出者和受众。目前，有关昆曲的研究主要围绕前两个群体展开。相形之下，对于受众群体的关注较为疏缺。其二，有助于深化昆曲的基础理论探讨。其三，转变过去大多数研究者从艺术自身出发探讨昆曲盛衰的原因，而是从其社会生态环境入手，较为系统、综合、深入地挖掘其中的社会历史缘由。探讨昆曲盛衰的社会历史原因，宣于人们更加全面、客观、正确地看待昆曲的生命历程，或许能够澄清昆曲发展史上的一些问题，降低人们认识上的偏差，从而更为客观地、正确地看待昆曲艺术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而且，研究昆曲的盛衰原因也具有现实意义，昆曲既已列入“人类口述及非物质文化遗产”，昆曲保护现状堪忧，昆曲传承任重道远，回溯历史，对于开掘传承渠道、发挥其对现实社会生活的积极作用将有所启发。 从社会生活史的角度来说，自宋元以来，戏曲始终是中国社会娱乐生活的大宗，而自明代隆万年间至清代乾嘉时期，昆曲在中国人（特别是上层社会）的戏曲娱乐生活中占据主角。尤其是在以苏州为代表的江南地区，昆曲处于戏曲舞台“霸主”地位，人们的昆曲活动非常活跃。在当时，昆曲往往与社会交往、游乐、祭祖敬神和人生礼仪等民俗活动紧密地连结在一起，这些无一不属社会生活史的研究范畴。然而，对于人们社会生活的这一重要内容，史学界的关注微乎其微。而文学艺术界，昆曲研究成果虽然浩如烟海，但研究者多从文学、戏曲（剧）、艺术的视角和方法，重在挖掘作品、唱腔、曲牌、格律、舞台表演等文学成就、艺术造诣、美学特点，或是探讨昆曲发展源流、理论建树、理论批评以及剧作者、演出者甚至剧场等，很少从娱乐活动、社会生活的角度对其进行考察。与攸关国是民生的“大计”相比，戏曲生活只能算作历史的“鸡毛蒜皮”。相对于凝结了很多史学家心力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以及社会发展规律等问题来说，民众的戏曲娱乐生活显得微不足道。然而，生活的细枝末节无不是社会发展状况的折射，它所反映的社会情状有时比那些惊天动地的政治事件来得更加复杂、深刻、生动、真实。尤其是本文所考察的娱乐形式——昆曲，凝聚着高度的审美性，蕴涵着丰富的精神内容，它所表现和反映社会的功能并非简单、浅表。透过昆曲以及人们的昆曲活动情况，可以窥察明清江南的社会风俗、社会风气、社会心理、宗教信仰、信息传播、消费观念、处世哲学、人生追求，儒家伦理、皇权政治在江南社会生活中的威力和渗透力，以及不同阶层之间、不同社会群体之间在文化、娱乐等方面的差异及其相互影响等。通过对昆曲生存状况的动态考察，还可以揭示近代社会的变迁。19世纪40年代以后，中国社会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这吸引了史学界相当多的注意力。其中不乏从衣食住行等社会生活层面对近代社会转型进行剖析的，戏曲娱乐活动也被纳入研究者的视野。但他们所关注的或是“海派”京剧，或是越剧等新兴剧种，或是受“洋风”吹熏的文明戏等，作为新兴的戏曲艺术形式，这些戏曲娱乐活动毫无疑义地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本文意图另辟蹊径，以昆曲作为阐释近代社会变迁的载体。虽然昆曲在近代几乎成为“陈旧”、“落伍”的代名词，从它的身上很难嗅出时代气息，但通过考察其命运霄壤之变，能够使我们从比较的视野，更直观地揭示近代社会生活深刻而迅猛的变化。 本文主要内容如下:自明代嘉靖年间魏良辅改革昆山腔后，昆曲以崭新姿态由苏州向江南其他地区迅速传播、扩散，一跃而为主导声腔，并由此激发了昆曲演出的热潮。人们在信仰活动中多以昆曲“伴奏”，既于固定时间内演戏，这最常见于神诞日，春祈秋报，更是引人入胜，苏州酬神演剧一年四季不断，不固定时间的祭祀演剧也缕见不绝，疾疫、灾荒往往是酬神的充分理由，江南随时有酬神演戏的可能。江南祭鬼活动中也多以昆曲作为辅助仪式，每逢鬼节，赛会演剧，对于逝者也以鼓乐祭奠，连忌日也演戏。祖宗崇拜是中国宗法社会突出的文化现象，昆曲也成为祭享祖先的手段。在近世江南，喜庆活动中多以昆曲来渲染、增添欢快气氛、丰富喜庆内容，节日成为人们约定俗成的喜庆契机，公共场所常举办大型的、对公众开放的昆曲文艺演出，有的家庭也值节日邀请戏班或搬出家乐演剧，曲友适逢节日，也倍加活跃。人生礼仪活动中家庭、亲族乃至周围的人常邀请戏班唱堂会戏，以示庆祝、纪念，最为常见的要数寿诞戏和结婚戏。在江南，庙宇告竣、祠堂毕工、华屋落成，多请优伶助兴，官宦阶层如获政绩军功，常演戏祝贺。 昆曲在江南盛行长达200多年，迈入近代，它的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昆曲活动中心转移到了上海，上海舞台演出以及业余曲社活动都较他地频繁。这是因为上海的崛起、周边城市的相对衰落以及上海租界的特殊性，还有上海昆曲演出的悠久历史基础等，最直接的原因则是江浙移民，他们是上海昆曲活动的中坚，并以物质和精神力量积极扶持昆曲，特别是对传承昆曲一脉的昆剧“传字辈”的培养、资助，他们热衷昆曲，原因很多。在上海的“大染缸”中，昆曲表演内容和形式出现了异于往昔的新现象。改编、上演新戏，新戏剧目以小本戏、本戏为多，格调以俚俗、轻松、滑稽、戏谑为主，表演起来也较为生动、活泼，武戏增多。舞台美术发生了变革，具有现代意义上的昆曲布景开始出现，服饰受其他剧种的影响明显。这是昆曲在不受政治正统思想的束缚，摆脱了为政治服务，卸载了过多的“载道”任务后，相对自由发展的结果。既由艺术自身发展规律所致，更是在近代社会生活发生巨变的时代背景下观众审美情趣的体现，也与西方戏剧理念的冲击有关。与此同时，新兴的、现代的演出经营策略也应运而生，在现代广告业的促动下，昆剧演出开始运用《申报》等现代传媒刊登广告，传递演出信息，突出经营亮点;采取了附剧免费赠送;演出票价方面较为灵活，票面价格差异较大，适合不同层次的消费者;特聘非昆剧名角串演，以其声誉和技艺招徕观众;引进热卖中的“花部”戏目;增强服务意识、改进服务方式和质量;紧抓假日商机。从这些经营策略中可以管窥上海租界生活风尚崇“洋”之风以及求奇、求新的风气，可以嗅出上海租界生活情趣、社会风尚、审美取向、欣赏口味，也从中看出当时的时尚及流行色。诸多经营策略深深地烙下近代上海社会发展的印迹，它是上海现代商业手段较为成熟、丰富的体现，经营策略也是建立在对潜在观众群观剧心理和消费风尚的了解基础之上的，也是戏曲市场激烈竞争的结果，必然为其经营带来许多生机。这些变化与近代上海社会生活变迁有着一定程度的契合，也是昆曲为适应、融入近代社会生活而作出的自我调整，但未能从根本上扭转衰势。 本文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注重史实梳理，把戏曲学，尤其是昆曲学的相关知识融入社会文化生活史研究视野中，并借助社会学的方法和理论，对学界忽视或关注较少的问题提出个人的想法:将昆曲研究导入社会史研究领域，首次较为系统地探讨了明清以来以围绕着昆曲而展开的一系列社会生活状况，从而丰富、拓展了江南社会生活史的研究;从江南昆曲受众为立足点，分析他们喜好昆曲以及参与昆曲活动的心理动机和原因;探讨了昆曲在江南社会生活中所发挥的功能;阐述了昆曲对于江南社会生活的影响;从江浙移民社会生活角度，分析了近代上海昆曲演出中心形成的原因，并通过对昆曲在近代上海舞台演出的新现象和新兴的、现代的演出经营策略等方面探讨，窥察其与上海社会生活变迁的契合;从近代社会变迁导致人们社会生活变化等角度，分析昆曲在道、成年间以后急骤衰落的原因。 本文写作需要借助戏曲学、社会学等学科知识，而笔者在这些方面的基础理论素养还远远不及。就昆曲这门艺术来说，它涉及文学、戏剧、表演、音乐、舞蹈、美术等多方面内容，本人在此方面的知识储备相当不足。例如，关于昆曲舞台表演方面所体现、折射的古代社会生活状况，这是非常值得挖掘的宝库，但要全方位地解剖它，需要功力深厚的多学科知识积淀。另外，昆曲剧本中有大量能够“活生生”地再现江南社会生活场景的内容，可是限于个人能力、精力以及篇幅的限制，笔者仅浅尝辄止，这是本文一大缺憾。另外，有关昆曲活动的记载，多零星散落在笔记、文集、诗集中，有时，必须从“大海”中“捞针”，资料查阅非常困难，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论文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