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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宏观历史观念为基点，以图像实证为主要研究方法，考察了儒释道“三教合一”思潮的流行对明清工艺美术的影响。儒释道“三教合一”思潮的流行与繁华兴盛的明清工艺美术，两者之间的关系较为复杂。固然儒释道“三教合一”思潮在明清的流行导致了工艺美术的某些特定形态的产生，但是从更深远的发展历程来看，儒释道三教在中国产生之初既已开始对工艺美术产生综合性的影响，并在明清时期形成了以儒释道三教相融相合为特征的多元包容的工艺美术体系。鉴于儒释道三教与明清工艺美术的历史渊源关系，本文从儒释道三教思想在中国的起源与传播为出发点，逐步探讨儒释道“三教合一”思潮的产生与传播对明清的宗教场所、园林、市井生活等领域的工艺美术的影响，并在其间穿插了对儒释道三教交往装饰题材在明清时期的产生与演变的探讨。在此基础之上，本文最后探讨了明清工艺美术的多元性与创造性。 因思想发生的社会阶层和历史文化背景的不同，儒释道三教在起源之初就已走向了经世治国、觉悟涅槃、神仙长生等不同的发展道路。这也注定了儒释道三教之间既相互斗争又相互融合的历史发展过程。儒释道三教思想中所具有的“和而不同”、“无为不争”、“慈悲圆融”等精神使得他们能够和谐共存，并最终因政治集权形态的加强和商业经济的发达而走向“三教合一“的道路。伴随这一过程，一些具有特定宗教内涵的工艺美术也逐渐超越原有的宗教界限，互相吸收与融合，从而创造出了新的工艺美术形态。从儒释道三教的宗教场所开始，寺庙宫观的整体布局、建筑形式、建筑装饰乃至室内陈设装饰就已开始呈现出“三教合一”的特性。在“三教合一”思想的背景下，儒释道三教人士之间的交往受到人们的称赞，并逐渐成为绘画装饰的常用题材。其中，慧远因结交三教人士创白莲社而名扬千古。后世据此衍生出与陶渊明、陆修静三人“虎溪三笑”的故事。后来，“虎溪三笑”在明宪宗朱见深的笔下变成了“一团和气”的图样，并最终演变成了具有典型意义的装饰纹样。儒释道三教思想的融合，不仅影响了宗教场所的工艺美术，也影响了明清园林的设计与营建。这在私家园林与皇家园林中皆有体现。儒释道“三教合一”思潮在民间的流行表明了“三教合一”思想存在的普遍性。在向民间传播的过程中，儒释道三教所特有的传播方式对中国古代书籍的雕版印刷技术、图文并茂的版面设计及版画艺术都有着重要的影响。而儒释道三教思想文化共融的明清小说在市井的传播也加大了民间对“三教合一”思想的认同。于是，年画、纸马、月光纸、花灯、刺绣等民间装饰艺术中常常出现儒释道三教装饰题材融为一炉的独特文化现象。 明代至清初，以儒释道三教相融相合为特征的多元包容的工艺美术体系是处于世界的领先地位的。然而，清代中期以后，中国的工艺美术逐渐衰落，并渐渐地与世界工艺美术的发展进程相脱离。以世界史的视角去审视这一现象，可以发现中国与西欧文化的碰撞与融合的突然沉寂正是造成这一现象的最为重要的原因。当历史发展至以全球协作与竞争为特征的世界史时代，与具有先进文化理念的西欧碰撞与融合的沉寂，使中国失去了一个自我适应与调整的时机。幸运的是，短暂的调整之后，中华文化所具有的包容特性重新开启了与世界多元文化的交流与对话。面对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历史文化传统的碰撞与融合，中国儒释道“三教合一”现象为多种文化思想冲突的和解，提供了一个具有包容性的和谐共存的历史经验。今天，身处多种异质文化形态中的中国设计，也当抛开意识形态中的固有成见，以一种包容开放的姿态，去吸纳各种设计文化中的优秀精神，并不断更新与创造，从而创造出既具有中国传统内在精神、又具有时代内涵的优秀设计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