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人类的聚居模式和形态总是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而不断演进，最适人居环境是人类永无止境的追求。当城市发展到都市连绵区这种高级形态，城市、都市区之间通过各种流的形式强烈交互作用，促成了迄今人类社会最大尺度的居住与生活地域空间的出现。都市连绵区具有多中心结构、高密集人口、活跃的城市经济，以及各中心之间日益紧密的联系等特征，使得区域人居环境无论在结构还是在功能上，都不同于其他尺度的人居形态。因而，人居环境的时空概念正发生急剧变化，迫使人类对人居环境的认识和理解必须得到拓展和深化，其中，区域人居环境调控就是人类亟待破解的重大课题之一。
长江三角洲都市连绵区的雏形基本形成，区域一体化进程正在加快，原来单个城市的作用范围与作用方式正在转变。随着以区域基础设施一体化、产业一体化、市场一体化、体制一体化、文化一体化等进程的加快，人居环境活动时空范围急剧扩大，特别是跨地区的居住、就业、购物与周末旅游度假等现象日趋普遍，导致了长江三角洲区域人居环境一体化特征的显现，因而，区域人居环境一体化已经成为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的新内容、新问题。
本文以长江三角洲区域为例，对区域人居环境调控的概念、内涵，调控目标以及调控途径等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建立了区域人居环境调控模型，主要取得了以下初步研究成果：
1．区域人居环境调控是指通过研究区域人居环境内部各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区域人居环境调控目标、调控途径与调控措施为主要内容，以塑造区域人居环境品位，提升区域人居环境质量为目标，人类有意识地对区域人居环境系统进行优化与调控的能动行为。
2．长江三角洲区域人居环境调控的目标是实现该区域人居环境一体化，区域人居环境一体化调控的核心是结构优化和功能整合。区域人居环境调控中的结构优化主要在于构建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的城镇体系、合理控制区域人口规模与布局、实现区域基础设施共建共享等等。区域人居环境调控中的功能整合则主要通过对区域人居环境的自然资源、人口、基础设施、社会系统和城镇体系等五个子系统的优化调控，提升长江三角洲区域人居环境的安全性、便利性、舒适性和归属感。
3． 区域人居环境调控包括自然资源调控、人口系统调控、基础设施调控、社会系统调控以及城镇体系调控五大调控途径。
(1)自然资源调控
土地资源总量不足，人多地少是长江三角洲区域人居环境建设的先天不足；建设用地规模不断扩张，耕地数量持续下降，土壤污染日益严重导致的土地质量退化、生态建设用地需求日益强烈则是其面临的现实压力；而在区域范围内实施的“三地”平衡战略、区域土壤污染综合治理与修复工程是区域人居环境调控，保障区域人居环境安全性的战略选择。
水资源短缺且时空分配不均匀、地表水的严重污染、地下水严重超采是长江三角洲区域水问题最突出的表现。打破行政边界约束，通过区域协作，统筹发挥区域水环境的生态安全、生态服务、生态景观、生态经济、生态文化等五大功能，可以提升长江三角洲区域人居环境安全性、舒适性，并塑造江南水乡独特的人居品位。
长江三角洲城市区域空气污染也已经相当严重，在空气污染物中，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总悬浮颗粒物(TSP)污染正成为影响该区域居民(特别是城市居民)健康的潜在威胁。加强长江三角洲区域SO2总量控制，建立区域排污权交易制度：保持能源多元化，优化能源结构，实施新能源战略；改变当前长江三角洲地区的能源输入形态，有效控制酸雨沉降等是长江三角洲区域人居环境调控中，空气环境的主要调控措施。
(2)人口系统调控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长江三角洲还将是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吸纳外来人口最多
的核心地区。实施人口空间组团式布局是长江三角洲区域人口调控的根本出路，调控的关键在于： 降低上海的城市首位度，充分利用“宁杭”交通走廊空间，对“之”字形人口高密度空间进行疏解和均衡；做大、做强嘉兴、绍兴、南通、泰州4城市，增强人口集聚能力，使其提升为二级城市，强化区域人口空间分布的组团式特征；进一步归并整合一般建制镇，增加三级、四级城市、重点中心镇的数量，优化整合区域人口的点状承载空间。
(3)基础设施调控
本文主要以区域交通体系为例，探讨了支撑系统对区域人居环境调控的作用。基于人居环境一体化目标，长江三角洲区域交通系统调控途径主要包括，完善公路交通网络、构建区域轨道交通网络、整合长江三角洲空港资源等。
完善公路交通网络，不仅要构建、完善高速公路网络，而且还要大力建设一般干线公路网和乡村道路网络；构建区域轨道交通网络将是改善长江三角洲区域人居环境优化最重要的手段之一，其目标是实现“朝发夕归”的公交化运营，催生“同城效应”，提高层次性和网络化水平，满足不同群体的多样化需求。区域轨道交通网络调控的关键在于构建由直达快线、城际快线、区域铁路、市域轨道线和市区轨道线构成的“五级”模式。长江三角洲区域空港资源整合，主要是对南通机场、无锡硕放机场和常州奔牛机场的整合，做大做强无锡硕放机场，使其成为长江三角洲区域空港的重要支线之一。
(4)城镇体系调控
区域城镇体系决定了区域人居环境的空间分布和结构状况，城镇体系调控是区域人居环境结构优化的主要途径。长江三角洲区域城镇体系调控必须立足区域层面，打破行政约束，强化上海的极核地位，构建结构有序、功能互补、整体优化的组团式一体化城镇体系。区域城镇体系优化既要强化长江三角洲区域城镇体系的网络关系和层次关系，又要坚持“点一轴开发”模式，有重点、有步骤的渐进式调控原则。其中，培育上海都市圈、南京都市圈、苏锡常都市圈和环杭州湾都市带等四大都市圈，是构建区域组团式一体化城镇体系的根本途径；加强区域城镇体系建设规划编制、制定一体化的城市化发展政策是区域城镇体系调控的重要保障。
(5)社会系统调控
本文以长江三角洲区域社会安全能力调控和区域人居环境一体化的文化认同两个方面为例，对社会系统调控进行了探讨。社会公平能力和社会保障能力是区域社会系统安全能力建设和调控最重要的两个方面；农耕文化、蚕桑文化、水乡文化和园林文化是长江三角洲区域人居文化的主要表现形态。
加强长江三角洲区域社会公平能力建设和社会保障能力建设是提高区域社会安全能力的重要措施；整合长江三角洲区域各种文化形态，是继承和发扬其独特的人居文化，促进区域人居环境一体化的重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