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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素有“以歌为媒”的黔东南苗族社会中,至今仍保留着被称为当地苗族婚姻“活化石”的“刻道文化”。在当地苗民看来,“刻道”是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社会转型中舅权突起的见证,舅父所拥有的干涉外甥女婚姻选择的权威反映了这一时期的历史特征,而这一“姑舅表亲”的婚姻习俗通过刻符记事的形式逐渐规范化、制度化。同时,这一压迫性质的婚姻习俗不断受到当地民众的反抗,“刻道”正是这一婚姻习俗的呈现及苗族青年男女追求自由婚姻的见证。长久以来,“刻道”寄生于苗族传统婚姻习俗、长桌宴文化为代表的村寨文化之中,并通过歌师口传心授的形式得到延续。但是,外来文化的引入给传统的村寨文化带来严重冲击。苗族的婚姻习俗发生变迁,火塘、长桌宴等文化事象逐渐淡出人们的日常生活,刻道的传承与展示场所逐渐消失,其所赖以生存的文化生态逐渐恶化。然而,2005年以来国家掀起的“申遗热”浪潮给予“刻道”文化新的发展机遇,“刻道”从“民间文化”一跃成为“国家遗产”,一系列针对“刻道文化”的重构与建构行为接踵而至。近年来,刻道文化的节日化建构逐渐成为刻道文化展示与传播的重要方式,引发了笔者对民族节日建构现象的思考。本文除导论和结语外,共研究四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介绍“刻道”的定义、符号内涵、分布区域、刻道文化的构成及刻道在文化生态、传承人等层面面临的问题。第二,以刻道文化的遗产化实践过程为线索,论述刻道从民间传统文化迈向国家遗产的历史过程,以及在此过程中国家、地方政府、文化精英、当地民众与歌师等参与群体在遗产化过程中的角色分工与相互间关系网络的建构。第三,阐释刻道文化成功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体系之后,国家和地方政府对“刻道遗产”的符号征用与节日化建构过程。第四,分析刻道文化遗产化实践与节日化建构所遵循的实践理性及运作逻辑。通过研究,本文认为在“遗产热”的社会背景中,刻道在国家权力的主导下完成了“民间文化”向“国家遗产”的转型。当然,“非遗”身份不仅为刻道戴上了“国家遗产”的光环,同时也催生了围绕刻道文化的产业开发行为。政府主导下的刻道文化重构与建构过程中,刻道表演队伍的创建、展示空间的建造、宣传形象的打造、政治等场域的营造等服务于刻道文化节的活动得到不断加强。这种权力、惯习等因素引导下的文化建构及民族文化资本化的运作,遵循着布迪厄所描述的实践理性的运作逻辑。各参与主体在所掌握资源的支撑下,一方面通过博弈争取节日化建构中各自的最大化利益,同时又通过相互合作确保刻道文化节的顺利开展,从而维持各自在文化节举办过程中的既得利益和话语权。相应地,刻道的节日化建构对刻道产生了双重的影响。一方面,在节日化过程中,刻道文化得到重视,刻道文化持有者的身份也得到再次认同,这为刻道文化提供了新的生存空间和发展机遇,或许可成为刻道等民族传统文化保护与发展的可行性方案。但是,实践理性引导下的建构行为时常发生对刻道文化的曲解与篡改的行为,这种政府主导下的文化再生产行为需要传承人等文化持有者文化理性的约束,同时也需要政府本身文化自觉的正确引导。总之,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贵为国家遗产的刻道文化拥有资本化的优势与契机,在文化建构参与主体的博弈和共谋下,文化节的展示方式显然有别于传统的刻道文化展演。这种时代潮流趋势下的民族节日建构带来了传统文化的繁荣,但是繁荣背后却隐藏着文化持有者权力的削弱,传统文化被不断解构、建构、重构,传统文化赖以生存的文化生态不断变迁的现象。我们要借助实践理性的分析,重新审视民族节日建构的现象及其影响,从而更好地保护和发展民族传统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