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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首先从文献的角度梳理了目前流传的苏轼笔记文的版本,重点讨论了五卷本《东坡志林》、十二卷本《东坡志林》、二卷本《仇池笔记》、一卷本《仇池笔记》和茅维《苏文忠公全集》所收的笔记文,并认为目前可采用的较好的版本为孔凡礼先生点校的《苏轼文集》中所收的笔记文(底本即茅维本《全集》)。其後分章节论述了苏轼的史评文、题跋文、志怪文。在论述史评文时,本文首先将茅维所标识的史评与史论区别开来。并认为史论不属於笔记文而史评属於笔记文的范畴。本文又从苏轼对曹操与桓温二人作出相反评价的角度揭示了苏轼的历史观,认为苏轼仍然坚持道德的至高无上,但在坚持道德的同时,也认同历史人物需要同时具备智术,如此方才值得称道.本文还认为,对於曹、桓二人的评价的不同,也源於宋王朝的现实环境:苏轼称颂桓温,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桓温打击了少数民族的统治。对桓温的称颂,其实也暗含了苏轼对时代英雄的呼唤.对於苏轼的题跋文,本文从题跋的角度剖析了苏轼是如何解决“有为而作”与“吟咏性情”这一对矛盾,并认为苏轼将二者有机结合,从而其文章既能够言之有物又具备极高的艺术感染力。其後本文分析了苏轼创作中的意境论以及对意境论的实践。苏轼意境论的实践,主要从三个方面入手:其一是追求陶渊明式的任性天真、似枯澹而实丰腴的艺术化境；其二是追求辞达；其三是注重艺术技巧的锤炼。苏轼志怪文是一个较新的领域。本文梳理了志怪文的发展,并认为苏轼已经在志怪文中抒发人生感慨和政治见解,这个开拓开启了後代利用志怪浇心中块垒的先河,其影响一直绵延到清代的蒲松龄.对於这三种文体,本文都从文本的角度进行了文学分析.苏轼在这三种文体的创作当中,都能不拘一格,冲破文体本身的局限,从而使得苏轼的笔记文呈现出摇曳多姿的缤纷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