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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的边疆民族关系非常复杂,终明之世民族问题不断。洪武至宣德时期,国力强盛,边疆民族思想能得到有效实施,成效颇丰;正统至正德时期,由于统治者的无能,边疆民族思想制定和实施上出现一定偏差,导致民族关系不太稳定;嘉靖至隆庆时期,政治腐败,国力渐衰,朝廷虽因时制宜调整边疆民族思想,但效果甚微。张居正改革前,明朝的边疆民族思想内容是一脉相承的,虽历朝都有调整,但都是对“祖宗旧制”的修复,并没有多少新的建树。至万历初,明朝边疆民族关系更趋复杂,各种民族问题开始逐渐显现。在边疆民族关系弊病百出的情势下,张居正改革集团审时度势,以维护明朝统治为前提,对处理边疆民族关系的问题着重进行思考和探索,虽是以传统边疆民族思想为基础,但是也产生许多极具价值的新认识、新思想,在中国民族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为了维护封建统治,改善边疆民族关系,张居正改革集团在“外示羁縻,内修战守”、“东制西怀,区别对待”以及“以夷制夷,分而治之”的为主的边疆民族思想指导下,推行了以封贡互市为核心,以军事防御为主轴,以分化瓦解为手段的一系列边疆民族政策。重点用于对蒙古、女真的举措上,此外对西南少数民族等亦有政治应对。就张居正改革时期的边疆民族思想特点来说。具有因时而治和因族而治的特点,有羁縻和打击并存的两面性,有特殊政治背景下的时代性,根据当时各少数民族不同的形势来行实行不同的思想。但其改革时期的边疆民族思想并非完全完善得当,其对蒙古、女真的政治实践中也有许多偏差不公之举,最终导致女真势力坐大,对明王朝的倾覆具有一定的责任。就边疆民族思想的影响力而言,在当时维系了明王朝的发展态势,但其不当之举又加速了明王朝的灭亡。对后世而言,其思想被清代乃至之后的政权所继承发展和完善,具有较大的启迪作用。另一方面,由于时代的限制,改革时期的边疆民族思想也具有很大的历史局限性,包括对蒙古、女真民族思想的偏差,“华夷之辨”思想和“夷夏之防”观念的根深蒂固,乃至民族仇杀依然不减,均是其时代局限的产物。张居正改革时期,坚持以正本清源思想为指导,制定和实行了一系列的边疆民族思想,出现了“岁丰民安,边境宁谧”、“海宇清宴,蛮夷宾服”的局面,但是改革时期所推行的边疆民族思想依然没有摆脱时代的限制,在处理边疆民族关系时,出现失误也是必然的。时至现代,先进的、有效的、能够符合各民族发展利益的边疆民族思想必须要打破“夷夏之防”的观念,真正做到民族平等,要顺应各民族形势的发展,承认各民族之间所存在的差异性,以构建各民族共同的利益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