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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发布的资料，从2002年11月1日起，“非典”在我国广东首先爆发，300人被感染，5人死亡;到2003年6月30日止，全球已有8447人被感染，811人死亡，病死率为9.6％，已扩散到五大洲的29个国家，占全球206个国家（地区）的14％。“非典”的爆发，不仅仅是一种全球性恶性传染病的传染过程，更是一次典型的社会危机事件。它在极其短的时间里再一次让人们体会到了危机事件所带来的巨大冲击，也更凸现出建立我国现代危机管理制度的必要性和紧迫性。SARS带给人们的冲击在社会危机程度上可以和历史上发生的历次社会危机事件相提并论，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笔者就以SARS带来的社会危机为写作背景，借此来研究在社会危机状态下档案部门如何参与社会危机管理。 本文写作目的一方面希望为档案部门参与社会危机管理实践提供一点自己的见解;另一方面希望对档案部门参与社会危机管理作一个比较系统的理论研究。一言以蔽之，档案部门参与社会危机管理，做好社会危机状态下的档案工作，涉及观念及意识的更新，需要法律和技术的支持，亟待理论与实践的互动，有赖于档案界的共同努力，这是本文写作的主旨所在。 危机管理研究起源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主要是针对军事和外交上的危机事件进行处理。具有现代意义的危机管理研究起源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但我国现代意义的危机管理研究开始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期，起步比西方国家晚十至十五年，从掌握的资料来看，2001-2003年是危机管理研究比较热的几年，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是前几年的几倍，我国的危机管理理论终于在管理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危机管理以其在现代社会中所占的地位逐渐被各个学科的人们所接受，经济学、法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各个学科都开始关注这一理论。从档案界来看，把档案学与社会危机管理相结合而进行系统研究的学者还没有，相关论文也未出现，仅在《中国档案报》及网络上有零星的相关论述，这个空白需要进行填补。 本文的基本出发点是从当代危机管理的实际背景出发，结合SARS危机的具体案例，从社会危机的形态特点、社会危机中政府的需求、档案部门在社会危机管理中的作用等方面，解析档案部门参与社会危机管理的理念，尝试提供档案部门参与社会危机管理的整体思路和制度框架，进而促进档案部门提高职能、与社会的发展步伐协调一致。 危机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本文所讨论的危机具有更多的社会性色彩，笔者将其界定为社会危机。档案部门在社会危机中暴露出来的问题是多方面的，鉴于篇幅问题，笔者截取档案收集与档案信息服务两个方面来着重论述，这两个方面是档案部门目前最急需解决的问题，因此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社会危机中档案部门问题的主要表现是:信息收集不及时，大量有用档案信息流失;信息服务不到位。透过这些表面的问题可以折射出隐藏在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这是造成档案部门工作失误的关键因素。这些因素既有社会因素，也有档案部门自身的因素，它主要包括:法制、体制、意识、人员及技术等方面。 危机管理理论从其萌芽到形成理论体系对不同的领域都有着指导作用，在不同的领域其实施管理的主体不同，社会危机中实施危机管理的主体是政府，因此笔者将政府实施的危机管理界定为社会危机管理。档案部门必须参与社会危机管理，它的参与是以信息服务作为切入点，主要目的是为政府危机决策提供信息服务，发挥信息机构的优势，拓展档案部门的职能。档案部门参与社会危机管理既有理论上的必要性，又有现实上的迫切性，同时也是档案部门提高自身的管理能力和拓展职能的需求。 档案部门必须参与社会危机管理，然而档案部门自身还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致使档案部门不能更好地参与进去，这就需要对其进行提高、完善及革新，为档案部门参与社会危机管理铺平道路。首先，档案部门必须增添必要的应急机制，保证档案部门在社会危机中及时参与社会危机管理。应急机制包括的内容很多，本文主要讲述档案部门如何建立预警机制、快速反应机制及协调机制，这些机制的建立涉及到档案部门的工作制度及工作体制的革新及完善。其次，档案部门必须提高工作人员综合素质，为参与社会危机管理提供人员保证。这些涉及到人员观念、知识结构及用人体制等方面的革新。再次，必须加强专业技术力量，为档案部门参与社会危机管理提供技术保障。技术不是档案部门参与社会危机管理的根本，而是一种辅助工具。因此，档案部门一方面要加强现有的技术力量，另一方面要借助技术更好地参与到社会危机管理中去。 近年来，“危机管理”成为一个比较新潮的词汇，各国政府也开始越来越重视社会危机管理，许多领域的学者都对此问题进行了程度和层面不同的论述，档案部门目前还没有学者对此问题进行系统的理论研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本文算是刚刚起步。然而由于笔者能力有限，论文的理论深度还不够，论述面不够广泛，不免显得稚嫩、粗糙，总之，还很不成熟。这些尚有待于更多的学者对其进行深入的研究，以弥补本文的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