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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美国“民族历史学”（American ethnohistory，即ethnohistory在美国学术环境中的发生发展与流变，ethnohistory在美国学界中的理解与应用）为研究对象，主要通过文献研究的方法，对美国“民族历史学”的发展历程进行了细致梳理、全程考察、阶段划分、多角度透视和客观评析，重点揭示了它的源起、理论流派、代表人物、研究方法、发展趋势及其影响，系统总结了美国“民族历史学”的基本内涵，由此给出了“民族历史学”的特征性界定，并进一步阐明了对我国民族史等有关学科的启示意义，为美国“民族历史学”研究的深化提供了一种新的解读，为如何认识和界说“民族历史学”提供了具体的中间参照平台。
“民族历史学”(ethnohistory)的历史源头与民族学(ethnology)-样久远，但人们对“民族历史学”的了解，远没有如民族学（作为一种独立的学科）那样清晰和明确。美国学界是“民族历史学”的重要发源地和主要展演舞台。“民族历史学”的原初引入与使用，主要体现在美国民族学界。“民族历史学”得以在二战后凸显与繁盛、集体性突出展示，逐渐得到认可和关注，与战后美国民族学与历史学互相趋近的特殊学术环境密切相联，尤其是美国民族学的新变化息息相关。“民族历史学”，作为一种历史悠长、战后勃兴的学术现象，一方面日渐得到了广泛关注；另一方面，人们对它的总体认知水平也处于模棱两可、众说不一的初级阶段。这些初步探究(主要来自西方学者、国内暂乏），多注意考察“民族历史学”在美国学界某一时期、某一方面的表现（如某些具体理论和方法），并由此提出了“方法说”、“学科说”、“研究取向说”、“研究范式说”等多种不同的总体性界说。因此，如何认识和界说“民族历史学”，目前来看，依然是一个需要进一步深化的基本学术问题。
对“民族历史学”在美国学界的孕育、凸显与繁盛，进行全程系统考察，对“民族历史学”在美国学界的源起、表现（学会期刊、理论流派、代表人物、研究方法、发展趋势）、影响，进行多角度透视，揭示出美国“民族历史学”的阶段性内涵，由此给出“民族历史学”的特征性界定，是目前认识和界说尚在发展过程中的“民族历史学”的必由途径，也是解决有关悬疑问题的一把钥匙。
美国“民族历史学”经历了孕育（20世纪上半叶）、凸显（兴起、发轫，1950-70年代）与繁盛（1970年代以来）等几个重要发展阶段，在不同阶段表现出了不同的内涵与特征。
20世纪上半叶是美国“民族历史学”的孕育阶段（“民族学附庸”阶段）。这一时期，美国民族学界出现了“民族历史学”的雏形，但它是美国民族学的附庸，一直发展缓慢、影响微弱。第一章第一节对该阶段美国“民族历史学”的表现形态及特点进行了重点揭示（其中，有关其方法表现的探讨，在第四章《美国“民族历史学”的方法》（涵盖各个时期）中系统展开），同时，对其发展缓慢、影响微弱的原因（主要表现为美国民族学博阿斯（FranzBoas）学派与历史研究之间的深层次矛盾）进行了深入分析。
1950-70年代是美国“民族历史学”的凸显阶段（“学会期刊”阶段）。其重要标志，在于这一时期创办了美国“民族历史学”的学会和期刊。美国“民族历史学”在这一时期得以凸显，与美国及西方民族学、历史学二战后关系的趋近与改善有关，与美国及两方学术和社会环境战后的新变化相辅相成。其直接诱因来自美国联邦政府与学界（以美国民族学家为主）的合作。其中，美国女民族学家沃格林(Erminie Wheeler-Voegelin)及她所在的印第安纳州大学，为美国“民族历史学”学会及期刊的创办、为美国“民族历史学”的战后勃兴做出了特殊贡献。第一章第二、三节对此进行了详述，深入揭示了美国“民族历史学”兴起的时代背景及初期表现。
1970年代以来，是美国“民族历史学”的繁盛阶段（“理论流派”阶段）。其主要标志，在于这一时期涌现出了美国“民族历史学”的理论流派、代表人物、多样的研究取向以及不同类型的研究方法（代表人物、研究取向和研究方法多依托于理论流派），在于二战后尤其1970年代以来美国“民族历史学”日渐多样的表现形态。美国“民族历史学”的主要理论方法成果（亦即战后尤其1970年代以来美国民族学与历史学互相趋近的产物）也多产生于这一时期。因此，该阶段也是本文的研究重点，主要分三章（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大部）对这一阶段的内涵与特征进行了深入揭示和总结。
第二章，对兴盛于1970年代美国历史学脉络中的“新”边疆史学派、兴盛于1980-90年代美国民族学脉络中的“他者-文化”学派进行了深入解析，总结了它们的基本特征和意义。同时，也揭示了二战后尤其1970年代以来美国“民族历史学”之研究地域渐为扩展、主题日益丰富、学科日趋交融的多样化表现。这两个理论流派，统合多种学科资源（以民族学、历史学互补为主），展示出了多种研究取向，从“全面的历史学”(history“in the round”;“rounded”history)与“厉史化”(historicization; historicized)等不同角度深入批判了“西方中心论”，对西方学术思想的革新具有重要意义，体现了美国“民族历史学”在理论层面的主要建树和一般特点。
第三章，集中对美国“民族历史学”的几个代表人物进行了专题研究，对他们的有关学术见解进行了系统总结。这些代表人物主要包括“新”边疆史学派的领军人物、美国历史学家沃什布恩(Wilcomb E.Washburn)，“他者-文化”学派的领军人物、系统提出了“民族历史学”（“历史人类学”）理论体系(以结构-历史矛盾关系的理论思考为主线）的美国民族学家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以及曾对1990年代前美国“民族历史学”的发展进行初步总结和评述的凯琦(Shepard KrechⅢ)。他们或在经验研究上、或在理论评述上，为美国“民族历史学”贡献了诸多创见，反映了美国“民族历史学”在理论层面的突出特点。
第四章，首先梳理了以往西方学界对“民族历史学”的多种具体释义、反思与共识，彰显了美国“民族历史学”在方法上的重要价值；在此基础上，专门揭示了美国“民族历史学”方法在不同时期的不同表现及特征。美国“民族历史学”方法主要有三种基本类型，“直接的历史方法”（direct historical approach，20世纪上半叶）、“专门史方法”(specific history，1970年代)、“俗民史方法”（folk history，1980-90年代），对传统的历史学、民族学研究方法而言，具有重要的革新意义。另外，二战后尤其是1970年代以来（繁盛阶段），美国“民族历史学”方法还突出展示出了“综合”（synthesis）和“混合”(combination)的特点，在方法层面反映出了美国“民族历史学”多样化的一面。
美国“民族历史学”的孕育、凸显与繁盛，在美国及西方学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迹，同时，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
第五章首先回顾总结了美国“民族历史学”发展历程的特点，展示了新世纪以来的新表现；在此基础上，对美国“民族历史学”的未来趋势进行了展望；同时，将它放在二战以来处于转型中的西方学术及社会的视野之下，深入考察了其影响。
最后，在结语中，对正文研究进行综合，系统总结出美国“民族历史学”的基本内涵，由此给出“民族历史学”的特征性界定；同时，揭示出对我国民族史等有关学科的借鉴意义。
美国“民族历史学”，汲取了民族学、历史学等多种学科营养，具有天然的学术创新潜力。美国“民族历史学”孕育、凸显与繁盛的曲折发展历程，也就是不断践行和展示学术创新理念的过程，就是潜在的学术创新能力逐步发挥出来的过程。可以说，学术创新是美国“民族历史学”的根本特性之一。面对着悠久的文化传统，面对着急剧变迁的时代，面对着丰富的档案文献，面对着鲜活的田野材料，中国的民族史、民族学等有关学科如何进行具有自身特色的学术创新，已经成为一项亟待解决的具有重大挑战性的课题。无疑，美国“民族历史学”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特殊的具有启发意义的窗口。这也正是本研究的现实意义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