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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传作为古代史书的重要类别，兴起于西汉末，兴盛于汉魏两晋。阮孝绪《七录》中杂传一目的设立，标志着这一“率尔而作，不在正史”的着述样式，最终争得了古代目录学中的一席之地。唐代杂传创作，总体上不及魏晋繁荣，但作为杂传发展史上承前启后的一个阶段，具有不可忽略的文献学和历史学价值，值得认真清理和深入研究。本文本着“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态度，尽可能地把握唐代杂传的大致面貌和特征,并对与之关系密切的唐代传奇、文传、国史编撰等领域做了旁涉式的研究。 前言部分主要介绍了杂传研究和辑佚的总体状况，指出了本论文的研究意义所在，并明确了研究方法和手段。由于杂传的兴盛期在魏晋，而其作为一种新兴着述样式的确立也在这一阶段，所以相关的研究和辑佚比较充分。而唐代杂传的研究长期以来却极为薄弱和缺乏。事实上，唐代杂传自有其特殊的地位和价值，值得给予应有的关注。这正是本论文试图解决的问题。 在第一章，首先对杂传这一着述样式正本清源，做出了概念的界定，明确其内涵和范围。这既包括对杂传概念本身的清理，杂传在目录学中地位的演变的归纳，也涉及到对与之有着复杂关系的文传和传奇的再认识。由于杂传是从正史列传中衍生出来的，先天就带有史传的一些特征，即以人为中心，采用传体叙事，但它关注的不是人物完整的生平行事，有可能只是选取传主某一方面的言行予以记录，甚至服务于某一类传本身的主题。另外，因为杂传是出于方闻之士的“率尔而作”，往往杂以虚诞怪妄之说。所以，又自然而然地疏离于史部，而染上了文学色彩，成为一种介于文史之间的特殊作品。这就与文学意味较浓的文传和以传名篇、叙事婉转的传奇混淆纠结，不易区分。本文通过仔细辨析，认为杂传与文传的区别主要在于，前者是一种着述，一般侧重于状人记事，后者是文章，主于言志抒怀。而传奇究其本质，就是更加精致化的特殊杂传。它与杂传是从属关系而非亲缘关系，同时也可以视为一种美学风格和表现手法。 在明确了杂传的概念和界限之后，紧接着本文就对杂传的起源问题作了深入探讨，并回溯了唐前杂传的发展演变、时期特点和作品的总体状况。杂传创始于西汉刘向的类传，至东汉中后期数量增多，魏晋时期为大观，其中最主要的有别传、家传、郡书、高士传、名士传等，其中尤以别传数量最多，仅晋代就有150部以上。进入南北朝杂传数量骤减，但是在类传方面却出现了很多新的种类，如童子传、交游传、忠臣传、良吏传以及佛教宗系传、感应传等，为唐代类传的多样化奠定了基础。是为第一章。 在第二章中主要是确定唐代杂传的目录、总数。首先根据唐宋书目如《新唐志》、《崇文总目》、《通志略》、《宋志》等以及佛教经录的着录，确定了属于唐代杂传的109部作品。然后，考察佛藏、道藏、敦煌遗书等文献，又找到了14部不见于书目的传世杂传。另外，根据各种文献记载，确认了被征引和提及的唐代杂传37部，加上传奇性杂传42部，共计202部。 接下来的三章对唐代杂传作品进行了逐一的清理、整辑，并结合这些作品探讨了唐代各种类型杂传的特点和演变。第三章讨论单传、家传、郡书（附人物志），第四章为类传的研究，包括列藩、宰辅、名臣、忠节、孝友、列女、保传、文士、名士、高士、交游、图传，第五章为佛教杂传、道教杂传。总体来看，唐代杂传数量不少，是在南北朝杂传衰落以后的一次复兴。它一方面继承了汉魏六朝的着述传统，另一方面表现出向近代传记过渡的趋势。这一时期单传、郡书的数量不多，家传则出现了分化，有一部分家传实质上是单传，仅记一人的行事。相对来説，佛教杂传、道教杂传的数量众多，是这一时期杂传的显着特点之一，这和二教至唐代臻于成熟和普及有极大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