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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迅速发展,人们生活水平大幅提高,但伴随而来的是一系列严峻的生态问题,例如资源枯竭、环境恶化、能源危机等。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阶段,实现绿色的、可持续性的发展对我国来说将会是一个长期的挑战。而生态效率就是对这种长期战略进展进行有效测量的方法体系。生态效率不仅是经济效率和环境效益的统一,还是对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最好诠释。基于此,本文利用生态效率来衡量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并试图分析影响生态效率的重要因素,寻求全面提升区域生态效率水平的发展路径和机制。首先,本文简要叙述了关于生态效率的研究背景和意义,同时从生态效率的概念内涵、评价方法、应用层面三个角度出发,对国内外现有相关文献做了系统全面的梳理;然后,运用超效率SBM模型对2003-2015年间中国30个省域的生态效率水平进行了测算,并从全国总体、区域局部、省域个体三个层面对上述评价结果进行全面分析;随后,利用全局Moran’ sI指数和局域Moran’ s工指数进一步检验中国区域生态效率在空间分布上的集聚性;最后,通过建立空间杜宾模型对影响中国区域生态效率的重要因素进行定量分析,得出实证结果。根据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本文主要得出如下结论:(1)从全国总体来看,2003-2015年间中国区域生态效率水平处于中等偏下态势,十三年来变化不大,整体呈现缓慢上升趋势;从区域局部来看,中国东、中、西三大区域的生态效率水平之间存在明显差异。其中,东部地区生态效率水平最高,领跑全国,中部地区紧随其后,西部地区垫底;总之,中国区域生态效率呈现从东向西逐步递减的梯度分布格局,并且表现出明显的“俱乐部效应”。(2)从全局相关性来看,2003-2015年中国区域生态效率的空间相关性呈现无规律的波动变化态势,这表明区域生态效率在空间集聚方面存在相对的不稳定性,还未形成有效的联动格局。从局域相关性来看,中国区域生态效率在空间分布上形成了两个包围圈:第一个是以上海为中心,与周边的长三角地区连片形成的生态效率高高包围圈,也即“生态高地”;第二个是以甘肃、青海为中心,与周边的新疆、内蒙、宁夏、四川等西部各省连片形成的生态效率低低包围圈,也即“生态洼地”。(3)空间计量结果表明:人均GDP与区域生态效率呈现“U型”曲线关系;技术进步和外商直接投资对区域生态效率的提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环境规制对区域生态效率的提升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工业结构水平对区域生态效率的影响不显著,但是并不能由此忽略工业结构变化所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工业行业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和环境污染并存是造成此种情况的可能原因;从空间溢出效应来看,中国区域生态效率主要通过经济增长、环境政策、技术进步等因素产生空间溢出。此外,区域生态效率的空间滞后项系数显著为正,这进一步表明中国区域生态效率存在空间正相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