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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文从话语生存论的角度探讨了战争年代(1937-1948)的话语分布.话语生存论认为话语是生存的家园.该文主要分析了三种话语模式:毛氏话语、大众话语和胡风话语.毛氏话语是成熟的政论白话文和以毛泽东命名的话语权威的结合.毛氏话语在本质上是一种权力话语,有多方面的特征.在毛氏话语的形成和实践中,教化本身成为毛泽东的生存之状.文艺大众化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核心事件之一,完成于抗战时期以延安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大众话语是新的话语方式和无人格话语主体的结合.这种新的话语方式指的是战争语汇和民族形式的结合.大众话语的主体既不是知识者,也不是大众,而是以新民主主义文化为核心的意识整体.在大众话语的话语主体的引导之下,知识者完成了同一的生存状态.胡风话语是欧化白话文和言用者胡风的结合.战争化的术语,大众化的时代强势,白话欧化的坚持,以及由于胡风自己在语言上的局限,就使他的话语有了种种纠结.现实主义的置身成为胡风的生存之状.毛氏话语、大众话语和胡风话语共存于战争年代的言说场,战争参与到话语的建构之中;而三种话语模式对知识者与人民关系的不同处理,形成了三种话语模式之间的冲突和紧张,使得知识者的言说在后战争年代出现了危机和机关报生,从而也预示了知识者的命运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