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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贝马斯把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危机分为经济危机，政治危机和动因危机。并且逻辑上呈递进关系，即经济危机引起政治危机，政治危机引起动因危机。哈贝马斯认为，由危机引起的新冲突是在文化再生产领域展开的，这一冲突的实质是金钱和权力媒体侵蚀了生活世界的独立性和自主性。由此，哈贝马斯提出一个法律和民主的程序主义概念作为他重建民主制的话语理论核心。 本文以现代性的历史轨迹作为背景主线，以社会冲突作为问题的核心和关键，以哈贝马斯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危机的经典表述和康德对政治的理性溯源以及马克思对社会冲突根本原因的论证为论证主体，具体地分析了哈贝马斯对社会冲突的阐述。 康德认为理性是统一的，但是在不同的文化领域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现代社会的科学理性范式不具有全局性和统一性。康德的三大批判证明了理性在不同领域有不同的合理性要求，不同的知识有不同的证明逻辑，他的“三大批判”是对文化现代性结构的把握。康德认为法律必须在公共领域得到公民的承认。公共舆论既是沟通自然状态的个人权利与政治状态下法律的规定之间的中介，也是对法律本身的合法性进行检验的机制。在康德这里，公共性兼有公开性和普遍性之义，它是法律和社会制度的合法性要求。合理的政治秩序不能建立在人与人之间同情的基础上，只能建立在公民之间相互认可的权利基础上的。康德从主体间相互认可角度对权利的公共性的论证，预示着理性批判在政治现代性理想重建中的作用。它也是哈贝马斯激进民主制理想的思想来源。 马克思对国家学说的批判是从黑格尔的法哲学和国家学说入手的。黑格尔看到现代宪法国家代替传统君主国家是以市民社会为前提的，但他又不愿让国家沦为市民社会的消极工具。在他看来，市民社会原子式的分裂状态应在伦理化的君主立宪国家重新得到扬弃。马克思比黑格尔更进一步，他看到市民社会不仅是传统社会解体的产物，也是一种新的社会形态的经济基础，它不仅使社会上的个人之间处于相互分离的原子状态，而且使社会陷入阶级之间的对抗。 马克思后来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关系的进一步研究发现，资本主义不仅导致了社会的原子化，导致孤立的个人之间冲突，而且还形成了阶级和阶级冲突。马克思从阶级冲突和对立出发，对自由主义的民主国家和黑格尔的伦理国家的神话进行批判，这一批判实际上是还原了国家的阶级性。资产阶级政治理论在个人经济动机和政治动机的理解上存在着明显的不对称性。在私人领域，每个人都是自私的，但一旦进入公共领域，个人却能服从社会整体利益，国家成了公共利益的化身。马克思的阶级分析使国家还原了本来面目。不论是自由主义的民主国家理论，还是黑格尔的伦理国家理论都只能是一种意识形态。在私有制和阶级存在的条件下，社会冲突将继续存在。因此哈贝马斯提出的程序民主模式很难具有现实可操作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