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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德治国”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步入新的发展时期提出的重要治国方略，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理论依据，深刻总结国内外治国经验的基础上做出的科学论断。“以德治国”思想的产生源于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学说，深深根植于我国优秀的文化传统，有助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从哲学视野审视“以德治国”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并立足于现代解释学新视域，对“以德治国”进行理解的再理解，能够促使人们更好地把握和探讨以德治国思想的深厚哲学底蕴，探讨以德治国准则的相对性、历史性、开放性，不断丰富和发展“以德治国”思想的科学内涵，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并运用这一理论治理和建设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 一、以德治国方略的确定 1、以德治国思想产生的依据。以德治国思想的产生源于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学说，同时深深根植于我国的传统文化和现实市场经济的土壤之中。因此，以德治国思想的产生既有它的理论依据，同时还具有历史依据和现实依据。理论依据、历史依据和现实依据是以德治国方略产生和确定的基本依据，在一定意义上也界定了以德治国的科学内涵和现代意义。 2、以德治国的科学内涵。“德治”虽然是历史上儒家提出的概念，但人们今天所说的“德治”，是完全新型的社会主义“德治”，它既根植于中华民族几千年的优秀文化传统，又继承和发扬了我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的优良传统。它是按照江泽民“三个代表”的要求，站在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高度，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德治”;是在继承和弘扬中国古代“德治”思想的基础上，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的“德治”;是重视道德教育和道德感化作用，注意发挥示范带头作用的“德治”;是在肯定“法治”的重要作用，把“德治”和“法治”看作同等重要的“德治”。人们今天所谈论的“德”，也不仅仅是作为行为规范的道德，而且还包括理想、信念、世界观、人生观，包括政治思想，包括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3、以德治国的现代意义。以德治国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丰富和发展，是对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发扬，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有力保障。同时，这一理论也是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性认识的新飞跃，是我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基本方略的完善。实施“以德治国”不仅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内在要求，也是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政治文明的内在要求。这一思想在实践上对我国执政党的建设、政权建设、道德建设和社会稳定都将产生积极的影响，从而大大推动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 二、以德治国方略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经验总结 1、儒家“德治”思想的历史发展。中国传统德治思想作为中国古代社会基本的治国方略是以儒家为主，通过吸收各家思想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不仅有深厚的思想渊源，而且也形成了比较完善的思想体系。儒家德治思想经历了产生、形成和发展的漫长历史阶段，是我国悠久的历史传统文化。“德治”思想是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历代儒家都很重视德治，并把德治看作是治国的基本原则。儒家德治思想中包含了对政治生活崇高性的追求，也包含了政治权力道德化的倾向。 2、儒家“德治”思想的内涵和实质。儒家德治思想的集中指向是，道德在中国传统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价值和作用。因此，从道德与政治生活的关系着眼，“德治”思想的内涵大体归纳为:道德是立国之本，是一代王朝的祸福之本;道德是统治者建立政权的主要条件;道德是导致国家安危治乱的主要根源;道德是治理国家的主要政策原则;道德是君主得以拥有权力和权威的必要条件，也是官僚士大夫谋求官爵的重要条件五个方面的内容。 儒家德治思想的实质，主要是根据“德治”这一治国方略为其服务的社会本质和类型来界定的。因此，从德治与其社会的本质和类型的角度着眼，德治思想的实质主要归纳为:儒家德治思想为维护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服务，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和历史局限性;儒家德治思想是束缚广大劳动人民的思想与行为的无形枷锁;儒家德治思想贬低法、刑在治国中的重要作用，表现了封建地主阶级对于治国规律并没有完全认识的阶级局限性三个方面的内容。 3、儒家“德治”思想的历史效应与古今德治之比较。儒家德治思想作为中国封建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始终影响着中国封建时代的政治。作为中国古代社会特定的历史环境的产物，儒家德治思想的积极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儒家德治思想在具有积极作用的同时，也有其内在的、难以克服的消极影响两个方面的历史效应。与此同时，古今德治在其涵义、理论基石、实现手段、价值目标方面都有根本的区别，人们应当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之进行具体的分析，以其把握古今德治的联系与区别。 三、以德治国方略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的哲学反思 1、立足现代解释学新视域对以德治国方略提出的新解读。运用当代解释学的积极合理成果，立足于“以德治国”的准则，对建国以来理解中国传统文化中“德治”思想的不同阶段、不同结果进行新解读，对“以德治国”准则进行理解的再理解，揭示出“以德治国”准则的相对性、历史性、开放性、实践性，更好地把握和吸收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养料，不断丰富和发展“以德治国”理论的科学内涵。当代解释学对于人们理解“以德治国”思想给予的说明，是一个全新的视域和方法，借鉴这一合理的成果，有助于人们走上一条自觉地阐释“以德治国”准则之路。 2、以德治国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的哲学反思。新中国成立后，人们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德治”思想的理解和定位经历了三个不同阶段，它们是建国初至70年代的高扬革命理想和革命道德阶段;70年代后至上世纪末的依法治国阶段;上世纪末至今的实行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阶段。这三个阶段，呈现出人们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德治”的不同理解，对三个不同阶段理解结果的分析与确认，揭示“以德治国”思想的历史批判性与继承性、相对性与绝对性，以及揭示它们内在之间有机统一的价值效用。 总之，论文试图对以德治国方略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进行的哲学反思，揭示了以德治国准则的相对性、历史性、开放性，通过对以德治国思想的历史批判性与继承性、相对性与绝对性两者关系的分析与确认，揭示其有机统一的价值效用。有助于人们批判地继承发展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德治”理论，乃至理论联系实际地丰富和发展“以德治国”理论的科学内涵，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并运用这一理论指导治理和建设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