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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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本实验从脑-肠轴的两端入手,观察电针“印堂”和“大肠俞”穴对IBS-D模型大鼠肠道症状与情绪的影响,结合其对多巴胺D2受体表达的影响以及对VPL、ACC神经元放电影响,探讨不同主治的穴位对IBS的效应差异及作用机制,促进对穴位效应特异性机制的认知。方法随机将64只新生wistar大鼠分为空白对照组、模型对照组、印堂组和大肠俞组,联合方法造模,大鼠9周龄时予对应穴位电针干预,隔日1次,共5次。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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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本实验从脑-肠轴的两端入手,观察电针“印堂”和“大肠俞”穴对IBS-D模型大鼠肠道症状与情绪的影响,结合其对多巴胺D2受体表达的影响以及对VPL、ACC神经元放电影响,探讨不同主治的穴位对IBS的效应差异及作用机制,促进对穴位效应特异性机制的认知。方法随机将64只新生wistar大鼠分为空白对照组、模型对照组、印堂组和大肠俞组,联合方法造模,大鼠9周龄时予对应穴位电针干预,隔日1次,共5次。使用Bristol大便分类法观察IBS模型大鼠干预前后的便型评估腹泻程度;腹部回撤反射(AWR)评估大鼠肠道敏感性及动力;旷场实验(OFT)评估大鼠情绪状况;免疫组化法检测DMV以及结肠中D2受体(D2R)表达,使用多通道在体同步记录技术记录VPL与ACC的神经元放电,观察分析其放电特点。结果1 电针“印堂”、“大肠俞”穴对便型的影响电针前:与空白对照组相比,3个造模组大鼠粪便含水量升高,质地偏软,Bristol评分显著升高(P<0.01),说明造模成功。电针后:与空白对照组相比,模型对照组、印堂组评分升高(P<0.01);与模型对照组相比,印堂组和大肠俞组评分下降(P<0.05,P<0.01)。大肠俞组评分较电针前降低(P<0.05)。2电针“印堂”、“大肠俞”穴对AWR的影响与空白对照组比较,模型对照组潜伏期与首波压力值降低,收缩波个数与峰峰值上升均明显(P<0.01)。与模型对照组相比,大肠俞组的潜伏期与首波压力值明显升高、收缩波个数与峰峰值明显降低(P<0.01)。与印堂组相比,大肠俞组的潜伏期明显上升(P<0.01),收缩波个数与峰峰值降低(P<0.05)。3电针“印堂”、“大肠俞”穴对OFT的影响与空白对照组相比,模型对照组5分钟内水平及垂直移动的距离均更短(P<0.05)。与模型对照组相比,印堂组水平与垂直移动距离均更长(P<0.05)。大肠俞组水平及垂直移动距离与空白、模型两对照组相比均无明显差别(P>0.05)。4电针“印堂”、“大肠俞”穴对D2R表达的影响。1)在DMV中:与空白对照组比较,模型对照组DMV中D2R免疫反应物阳性表达明显降低(P<0.01);与模型对照组比较,两电针组组DMV中D2R阳性表达明显升高(P<0.01)。2)在结肠中:与空白对照组比较,模型对照组和印堂组D2R 阳性表达明显降低(P<0.01)。与模型对照组比较,印堂组与大肠俞组结肠肌层D2R 阳性表达升高(P<0.05,P<0.01)。5电针“印堂”和“大肠俞”穴对VPL、ACC神经元放电的影响1)电针“印堂”和“大肠俞”穴对VPL神经元放电的影响:与空白对照组比较,模型对照组VPL内Ⅰ类神经元放电频率明显升高(P<0.01)。与模型对照组比较,大肠俞组VPL内Ⅰ类神经元放电频率明显降低(P<0.01)。与空白对照组比较,模型对照组VPL内Ⅱ神经元放电频率降低(P<0.05)。与模型对照组比较,印堂组VPL内Ⅱ神经元放电频率升高(P<0.05)。2)电针“印堂”和“大肠俞”穴对ACC神经元放电的影响:与空白对照组比较,模型对照组与大肠俞组ACC内Ⅰ类神经元放电频率明显降低(P<0.01)。与模型对照组比较,印堂组ACC内Ⅰ类神经元放电频率升高(P<0.05)。与空白对照组比较,模型对照组ACC内Ⅱ类神经元放电频率明显降低(P<0.01),印堂组、大肠俞组ACC内Ⅱ类神经元放电频率降低(P<0.05)。结论1 电针“印堂”和“大肠俞”穴均可改善IBS大鼠肠道敏感性与动力,缓解IBS症状,“大肠俞”穴更长于改善IBS大鼠肠动力与敏感性从而减轻腹部症状,“印堂穴”更擅长改善IBS大鼠伴随的抑郁状态:两穴对IBS-D模型大鼠身心症状的效果存在差异,证实了经穴效应特异性存在。2 IBS-D模型大鼠结肠肌层与DMV中D2R阳性表达升高,电针“印堂”和“大肠俞”穴均可改善结肠肌层与DMV中D2R的阳性表达,大肠俞改善结肠肌层D2R阳性表达的效果更明显,提示两穴对IBS大鼠肠动力改善的机制可能与调节脑-肠轴两端D2受体含量有关。3 电针“印堂”和“大肠俞”穴对VPL、ACC神经元放电有不同的影响,电针“大肠俞”穴能降低VPL内Ⅰ类神经元放电频率,电针“印堂”穴能提高VPL内Ⅱ类神经元和ACC中Ⅰ类神经元的放电频率,这种效应差异体现了经穴效应特异性,也对穴位作用的中枢机制做了部分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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