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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的逐渐完善，中国的综合国力逐渐提升，经济高涨持续发展三十多年。特别是，在胡锦涛总书记为代表的新一代领导人领导下，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和政治文明建设成果斐然。然而，经济发展的巨大成功并没有给中国带来区域人均福利的均衡。生态环境恶化，自然灾害频繁，尤其流域水资源环境退化成为阻拦中国“和谐社会”建设进程的主要障碍之一。因此，结合北京冀北流域生态补偿“稻改旱”工程实践，研究流域生态补偿政策目标选择，有利于识别流域生态补偿政策目标选择的影响因素，对构建中国流域生态补偿体系、探寻其理论和实践经验，进而促进中国区域、城乡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协调发展具有重大理论与现实意义。 文章认为，流域生态补偿就是为了达到流域水资源环境改善目的，生态环境改善的供给方与生态环境改善的需求方进行等价交换的契约行为。然而，就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生态补偿亦或流域生态补偿政策而言，很难找到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答案，而常常通过选择有效的政策工具去实现预定的政策目标。文章指出，合意契约是流域生态补偿的前提条件。合意契约的效果，除了要求纠纷出现时能通过第三方及时协调、保证合同顺利履行、终止或解除等健全的法制环境外，能对环境服务产品给出科学、合理定义的清晰合同条款也特别重要。因而，需要一套包括生态、土地使用、上游农业种植技术以及经济等影响因素指标体系。根据指标体系的特征，流域生态补偿的政策目标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聚焦于生态环境服务的生产过程，另一类是聚焦于生态环境服务的实际水平。前一类，称为过程导向的生态补偿政策目标，后一类，称为结果导向的生态补偿政策目标。流域生态补偿政策选择首先是区分两类不同的政策目标的选择。只有在政策目标明确的情况下，然后制定相应政策工具，才能达到流域生态补偿政策的预期效果。 为了构建流域生态补偿政策目标选择的研究体系，文章首先分析非点源污染的特征，指出农业非点源污染是恶化流域水资源环境的主要源泉，认为流域生态补偿就是对流域农业非点源污染治理的补偿，因此，把农业非点源污染作为流域生态补偿政策目标选择的物质基础。在此之上，通过一系列条件假设，文章推导出以平均周围环境为目标的成本效益最优化条件、以平均径流量为目标的成本效益最优化条件和以生产投入为目标的成本效益最优化条件。随后，文章从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探讨流域生态补偿政策目标选择这一话题。通过理论层面分析，文章剔清了流域生态补偿政策目标选择的主要影响因素和存在的关键问题，甚至区分了不同政策目标选择的边界范围。通过实证层面分析，文章通过“稻改旱”工程实践，实证检验了过程导向类流域生态补偿目标选择下流域生态补偿政策的效率、剖析了政策执行时的主要影响因素和存在的关键问题。最后，文章分析了流域生态补偿政策目标选择的主要政策环境和影响因素、并为中国流域生态补偿政策目标选择实践给出了重要启示与建议。 鉴于中国流域生态补偿政策研究现状，文章认为，流域生态补偿政策研究应该重视“补啥、谁补谁、补多少、怎么补、补效怎么样”等领域的理论与实践分析。文章指出，“补啥”就是要加强流域生态环境的科学认识、补偿合约指标体系制定等方面的研究，提高生态补偿的征对性。“谁补谁”就是要加强补偿主体的权益、责任及利益相关者的行为特征研究，提升生态补偿的供求量。“补多少”就是要客观、科学、合理、艺术地确定流域生态补偿的支付价格，寻找简单方便、科学适用的补偿标准评估方法，保证流域生态补偿的可行性。“怎么补”就是要确定流域生态补偿的政策目标和工具，比较不同政策目标和工具的效率和优缺点，借鉴国内外流域生态补偿实践案例的经验教训，扩大流域生态补偿的可操作性。“补效”就是要合理分配流域水资源环境改善所带来的社会福利，促进中国社会的共同富裕。鉴于国外流域生态补偿在经济激励、契约、委托-代理、不对称信息（信息租）、成本、补偿价格及政策工具等方面的成功经验，文章认为，中国流域生态补偿应充分发挥经济、管理、地理和环境等不同学科优势，以激励、直接、绩效、契约为流域生态补偿研究的主要发展方向，重视案例分析，为中国流域生态补偿积累新的经验和教训。 文章在国外相关文献研究的基础上，借助模型，以确定流域生态补偿支付价格为线索，在多单元投标竞价环境下，讨论了隐瞒行为、隐瞒信息和风险规避农户在补偿价格确定过程中的特点，揭示出不同政策目标下上游农户的参与程度、农户的努力程度及委托方引致农户参与签约的数目、委托方存在认识偏差时代理方的行为特征、过程导向政策目标时农户替代行为特征。文章认为，较高补偿支付价格是流域生态补偿政策目标选择的前提与核心;结果导向政策目标适用于存在风险规避、隐瞒信息和持续管理的流域生态补偿实践中，但对农户的环境保护动力影响复杂、成本较高;过程导向政策目标适用于成本较低的流域生态补偿实践中，但容易引起代理方的替代行为。因此，文章进一步认为，在选择流域生态补偿政策政策目标时，应该扬长避短，结合结果导向政策目标和过程导向政策目标混合使用的优势，把结果导向政策目标和过程导向政策目标混合使用作为流域生态补偿政策目标选择的主要方向。 流域生态补偿中上游环境污染的非点源性特征表明流域上游农业污染排放是随机、不可控且空间区位特征明显，这使得把水资源环境改善结果作为主要监控指标的政策效率低。因此，实践中大多把控制农业生产性投入作为主要选择。 流域生态补偿政策目标选择除了要重视影响因素及应该强调的主要问题外，评价所选择的流域生态补偿政策目标的效率也是流域生态补偿政策目标选择的重要内容。履约程度、实际水资源改善状况、水资源改善影响因素及政策本身的内在作用、政策本身的成本经济效益等一起构成了流域生态补偿政策目标选择效率评价的关键点。 为了揭示“稻改旱”工程的政策效果，文章进行大量实地调查研究。文章认为“稻改旱”工程履约程度高、实际水资源改善状况良好。为了进一步分析水资源改善影响因素及政策的内在作用，文章构建了流域生态补偿政策效率评价的基本模型和拓展模型—DID模型。文章认为，因为替代消费现象明显，政策本身并没有对出境水流量的改善带来积极作用;政策本身对出质改善影响复杂，有的指标，政策效果不显著，有的指标，政策起相反作用，有的指标，政策产生了积极作用。文章也借鉴国外较为流行的市场导向做法，借助Heckman两阶段模型评估“稻改旱”工程的下游支付意愿(WTP)，参考“稻改旱”工程政策带来的水环境改善效率，计算“稻改旱”工程项目收益，并结合实际的“稻改旱”工程成本，评价其经济效益。 文章最后指出，高人口密度、国家或者集体所有权、快速的经济增长、自上而下的开发计划经验、不熟悉的流域生态补偿意识及地方政府的作用是中国目前流域生态补偿政策目标选择所面临的主要政策环境。流域生态补偿方式、成本、信息、签约农户流域水资源环境改善的努力程度和策略行为与上下游间供求是中国目前流域生态补偿政策目标选择所面对的主要影响因素。因此，创造流域生态补偿的市场化条件，逐渐与国际流域生态补偿模式接轨、提高委托方预算成本，实现流域生态补偿政策的成本收益效率最大化、建立拍卖机制，缩减信息不对称和增加签约合同、降低上游农户的策略与风险替代行为，提高流域生态补偿的效率、完善流域生态补偿制度建设，构建流域生态补偿保障体系是完善中国流域生态补偿政策目标选择的重要启示。 诚然，流域生态补偿实际上是一门涉及到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伦理学、地理学、环境保护与工程等跨学科知识的综合研究，文章仅从经济学的角度出发探讨这一话题，具有视野的局限性，同时由于篇幅与实践的局限性，本文研究还很肤浅，还存在很多进一步深化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