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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后结构主义家米歇尔·福柯首次将“权力”和“话语”结合起来,提出了权力话语理论。在权力话语理论中,“权力”指一切的控制力和支配力,其中有形的如政府机构法律条文,也有无形的如意识形态、道德伦理、文化传统、宗教美学及价值观念等等。“话语”这一术语在福柯那里不是指语言学和文艺学中的话语概念,而是“权力”的表现形式,即所有的权力都是通过话语来实现的,话语是施展权力的工具和关键。权力无处不在,世界上不存在一种不受权力限制的话语。同时福柯认为,人文科学是一种权力和知识相结合的产物,它只能是某一时期的人文科学,是这一时期权力话语控制下的产物。众多的人文学科从根本上就有一种对“权力的屈服”。翻译活动也不例外,它也是一定时期权力话语控制作用下的产物,或多或少地屈服于“权力”,受到权力话语的影响。因此,翻译研究也绝不可以只局限于作者、文本、译者之间的探讨,也应考虑权力话语对它的制约。权力话语理论给翻译研究带来了一场深刻的思想革命,转变了传统的翻译观,扩展了翻译研究的视野,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新的思路。《骆驼祥子》是老舍的代表作。它以北平(今北京)一个人力车夫祥子的行踪为线索,以二十年代末期的北京市民生活为背景,以人力车夫祥子的坎坷、悲惨的生活遭遇为主要情节,深刻揭露了旧中国的黑暗,控诉了统治阶级对劳动者的剥削、压迫,表达了作者对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小说取得了巨大成功,不同的译本迄今为止多达三十八种。本文以《骆驼祥子》的两个英译本为例,来阐述权力话语理论对翻译的影响。一个为1945年出版的美国译者伊万·金翻译的Rickshaw Boy,另一个为1981年出版的中国译者施晓菁所译的Camel Xiangzi。两个译本产生于不同的背景之中,受到不同国家和时代的意识形态和历史文化等权力话语的影响,因此,它们在选材以及翻译策略上也呈现出很大的差别。本文通过分析这两个译本对原文的改写,来阐述在不同的历史背景和意识形态等的权力话语对翻译活动的制约和影响。翻译活动并不是发生在“真空”之中,而是受到意识形态、文化传统等各种各样的权力的制约。翻译与其说是一种语言交际活动,不如说是一种在两种不同的权力话语(原语话语与译语话语)制约下的对话与交流。在对译作做出评价时,与原文的接近程度不再是唯一的或最高的衡量标准。译者为适应译入语社会的需要甚至为服务于特定目的而做出的种种调整具有了合法地位。可以说,权力话语理论在赐予译者新的翻译观的同时,也无时不刻不在各方面影响着译者的翻译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