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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30年代，上海的城市女性社会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一部分女性在租界文化的影响下逐渐挣脱封建礼教的种种束缚，开始变得“摩登”起来。《良友》画报使人透过这些女性“变化”和“风光”的表象，了解了隐藏其后的人生悲欢及其复杂的社会原因，近于真实地还原了30年代上海地区的社会生活。《良友》画报对女性问题比较关注，为我们研究30年代上海城市女性的社会生活提供了宝贵的资料随着上海的开埠，一种中西杂糅的文化形态——租界文化逐渐形成，其影响所至，使上海产生了一种“标新趋洋”的社会风尚。这里对各种新观念和新事物相对宽容，以致西式礼俗不再被视为蛮俗夷规，而中国传统礼仪规范却随之相对式微，由此直接导致对女性束缚的减弱，女性角色意识随之觉醒。诸如“三从四德”、“男女授受不亲”之类的说教，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旨在解放女性躯体的反对裹足恶俗运动取得成效。出于强国保种的考虑，人们渐渐抛弃了“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观念，不少女子走进学校接受教育。教会女学、私立女学等学校开设了数学、地理、生物、体育、音乐等新式课程，培养了第一批新女性。30年代，不少从新学堂毕业的女学生进入社会谋求独立生存，要求和男性平等的权利。工业的发展和商业的兴盛赋予了上海城市女性追求“摩登”的物质条件，淑女名嫒成为一些趋新女性争相效仿的对象，大众传媒则对此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社会对女性的评判标准发生了某些变化。女性地位的高低，取决于经济的独立程度，而与“摩登”之表象未必相关。只有心系民族命运，努力争取自身合理权利和平等地位，从而有着健康的人生追求，才能真正求得摩登和独立。
事实证明，摩登是以经济基础的，收入水平不在中等以上的女性无法与摩登结缘，广大出身贫寒的女性只能为求生存而终日劳作。上海女性的盲目“趋洋”风尚，带有某些殖民文化的特征。所谓“摩登”女性，往往过分追求物质享受而精神却无所依归，一些职场中的女性也只能充当“花瓶”。她们的恋爱观和价值观往往被扭曲，无法在家庭生活中求得真正的平等和尊严。这与近代妇女争取平等独立的进步诉求相去甚远，或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对这种进步诉求的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