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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Modigliani and Miller(1958)的开创性研究以来，企业资本结构的研究便一直是公司财务领域的核心课题之一;而在Fischer et al.(1989)首次将调整成本的概念引入权衡理论后，资本结构的研究便步入了动态研究的轨道。调整成本在资本结构动态性调整研究中具有特殊重要性，但由于其构成成分较难确定、更难以精确计量，现有相关实证研究绝大部分均针对调整成本的作用结果、即调整速度而展开研究。而关于调整速度的实证研究目前大多集中于:调整速度的估计与测量、以及调整速度影响因素的检验两个方面。虽然此方面的研究已经形成了为数不少的成果，但当前仍处在迅速发展、逐渐深入的阶段，远未到盖棺定论的程度。为此，本文以调整成本和调整速度为核心，紧密围绕调整速度的上述两个方面而对我国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动态性调整展开研究。 首先，本文第2章围绕资本结构动态调整速度的估计与测量而展开研究。基于门槛回归模型，对企业资本结构动态权衡理论中的临界效应以及调整速度进行了实证检验。经研究发现，企业资本结构在动态调整过程中存在门槛效应。当实际资本结构偏离目标值足够大时，企业将积极调整其资本结构，其调整速度明显高于总体样本和偏离度较小时的结果;在调整速度的检验中若不考虑门槛效应，则所估计得出的调整速度将面临系统性的低估;为使估计得到的调整速度更加精确，应当考虑到资本结构动态调整过程中的临界效应。此外，本章基于Nerlove部分调整模型的进一步研究则表明，过去研究中所发现的资本结构背离调整现象主要来自于实际资本结构偏离目标值较小的子样本，这可能是企业任其资本结构向远离目标值的方向波动或漂移的结果，是一种“伪调整”。总体而言，本章的研究结果支持了动态权衡理论的预期。 其次，本文第3章围绕调整速度影响因素的检验而展开研究，考察了制度背景中的投资者保护对资本结构动态调整的影响。通过利用中山大学中国上市公司投资者保护研究项目组建立的投资者保护数据，本章从宏观层面的地区治理环境和微观层面的公司治理两个角度同时考察了投资者保护对资本结构动态调整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投资者保护越好，资本结构的调整速度越快。进一步的扩展性研究显示，内部公司治理对资本结构调整速度的作用，受到外部地区治理环境的影响;而外部地区治理环境对调整速度的作用，则不受内部公司治理的影响。此外，地区治理环境在企业下调和上调其资本结构过程中，对调整速度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而公司治理在下调和上调过程中，对调整速度的影响则并不存在显著差异。 再次，本文第4章继续围绕调整速度影响因素的检验而展开研究，考察了行为金融学中的投资者情绪对资本结构动态调整的影响。通过借鉴行为金融学中关于投资者情绪测量指标的研究成果，本章从主观指标、客观指标、综合指标三个方面选择消费者信心指数、交易量、IPO首日收益、以及构造的投资者情绪复合指标四个指标来同时进行测量;以考察投资者情绪对资本结构动态调整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从资本结构动态调整过程来看，投资者情绪越高，资本结构动态调整速度越快;同时，从资本结构动态调整的结果和效果来看，投资者情绪越高，企业期末实际资本结构偏离目标资本结构的程度越小。考虑投资者情绪指标可能存在的提前或滞后效应后，上述结论仍然保持不变。 最后，本文第5章则以国际金融危机提供的自然实验为契机，考察了国际金融危机对资本结构特别是其动态调整行为的冲击。通过对静态视角下，金融危机前后企业资本结构的均值、波动性、目标资本结构的决定，及动态视角下，资本结构动态调整速度、实际资本结构相对目标资本结构的偏离度等，两个视角下的五个方面进行考察。经实证检验发现:在危机冲击下，企业资本结构的决定及其动态调整确实发生了显著变化。在危机后，由于企业面临的经营不确定性及其风险增加，企业更加积极地管理资本结构，以期降低相应的财务风险。但企业在积极管理其资本结构以控制财务风险方面，并不是简单地降低企业的资产负债率，而是通过降低企业资本结构的波动性、减小资本结构对相关核心变量的敏感性，以及增大调整速度更加积极地动态调整其资本结构、减小实际资本结构对目标值的偏离度等手段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