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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论文所讨论的对象是1977—1989年间的中国电影(主要指故事片),采取一种编年体和连缀体相结合的手法,从这十余年间,每年挑选1-3部具有代表性的影片进行深入分析,试图通过一部影片、一个年度来把握“新时期”这个特定时代的整体精神与丰富内涵。
论文主要运用了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询唤理论,以及福柯的生命政治学等理论,兼及黑格尔的国家理论。基本思路是以新时期十多部重要影片为例,通过对这些电影文本的细读,在“个人”话语的维度下,探析从1977-1989年新时期影片中“个人”话语与国家话语的博弈,从而力图在一定程度上丰富既有的新时期电影研究。
本论文试图从两个层面上展开分析和论述:一是影片内部的叙事层面(如情节设置、人物设置等等),对影片进行文本细读分析；二是从影片的外部层面(主要集中于对影片《人到中年》和《一个和八个》的分析中),探究在影片的生产过程中,“个人”话语是如何与国家话语交锋并展开争夺的。当然,在论述过程中,对以上两个层面的探讨必然是交织在一起的。总体而言,本文的写法力求基于文本又不囿于文本,立乎文本之中又出乎文本之外。
与此呼应,本论文探讨“新时期”电影中“个人”话语和国家话语的博弈也是从两个层面进行:一是从影片内部叙事层面探讨“个人”与集体、与国家的博弈,看“个人”如何试图表达个性,又如何从集体／国家的束缚中挣脱出来以及逃离后的境遇；另一方面,则讨论影片编导在将文学原著改编成电影过程中的取舍,更重要的是,探讨影片编导与电影审查人员(及其背后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博弈。
国家对“个人”的控制与“个人”的试图逃离密不可分。本论文第一章主要讲国家试图询唤个体成为主体,而第二、三、四章作为本论文的主体部分,则是通过对1980-1989年十年间的十多部重要影片的分析来探寻新时期电影中“个人”话语与国家话语博弈的轨迹。为了论述的方便,笔者将这个博弈过程分为三个阶段:1977-1984:“个人”的蒙昧状态；1984-1987:“个人”的觉醒与逃离；1988-1989:逃逸之后,“个人”轰然倒塌。通过对这三个阶段的具体分析与考察,得以描绘出一条“个人”话语与民族国家话语博弈过程的清晰曲线。
随着“个人”意识的逐渐明晰,“个人”形象由巍然屹立走向轰然倒塌,这说明虽然八十年代“个人”的发现有其特定的时代意义和社会意义,是一种人的解放。但是,历史地看,国家对“个人”的控制其实也是对个人的一种保护。没有国家,“个人”不成其为“个人”。一方面,“个人”努力从各种仿佛束缚其意识发展的“共同体”(集体)中挣脱出来；另一方面,从“共同体”(集体)中“解放”出来的“个人”,却只能孤零零地暴露在“市场”面前,成为“市场”所召唤的劳动力。这里,“个人”的“主体性”被高度地“零散化”,“个人”“解放”的结果最终却恰恰指向了它的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