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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尝试对西方话语权力在90年代以来中国文论中的体现加以考察与反思，而贯穿于这一考察与反思的核心，则是话语权力的民族向度问题。全文除绪论和结语之外，共由四章组成。第一章至第三章主要是对话语权力理论与中国90年代以来文论有关问题的阐释性研究。第一章对话语权力的西方社会历史、思想背景作理论上的梳理，对马克思主义“权力观”、尼采的“权力意志”、福柯的“话语权力”理论、赛义德的“民族话语权力”思想进行一个简短的历史回顾。第二章考察90年代以来中国文论对于话语权力理论的接受及其限度。在汉语语境中，话语权力分别作为理论策略、方法论与问题域三种方式出现。中国学者在接受过程中，普遍具有了话语权力意识，并自发的用其发现自身的问题。第三章按照发生时间的先后对“中华性”、“失语症”、“日常生活审美化”三个命题的论争进行话语权力视角的考察与反思。通过考察，可以发现这些论争的核心是“学科的话语权力”、“话语权力的意识形态化”、“民族话语中心意识”。论争的局限也往往止步于“中西”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中。第四章试图在话语权力“本土化”的引导下对西方话语权力理论自身及其在中国的应用进行反思，并在反思中凸现出“中国文论话语”建设的可能。西方话语权力把话语揭示为权力的关系，“权力化”构成了话语权力理论的限度。“权力化”包含两层意思：其一是权力的“普适化”，其二是权力的“内在化”。话语权力的限度正是在于将权力本体化为一切现象的起源，但又将主体泯灭在权力构成之中，从而消解了自我阐释的可能性。同样，这种限度也体现在中国“本土化”化了的“话语权力”应用当中。在中国，对于“民族”身份的认同反而使得话语权力与主流意识形态谋和在一起，但这种身份的建构是具有“排他性”的。它表现在对西方话语的压制与对本国话语清理过程的同时性上。因此，我们从两个方面来思考建设中国文论话语的可能性。第一，在“民族”这个向度上摒弃单一的批判性思维，将古代文论话语建设与西方文论“本土化”视作中国话语建设的一体化。第二，中国文论需要的是一个可以对话的场域，但这绝不是以对西方文化做出正负价值评判的基础上建立的场域。摆脱民族的视域局限，使得对话成为一种现实可能，而这也才是中国文论走出自身限度的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