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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中国的经济和社会结构都经历了深刻的变化，随之而来的是人们生活方式、行为方式以及价值观念的转变。在旧有的规则已被打破，而新的规则正在孕育的社会转型时期，各种矛盾与欲望相互交织、利益格局分化、贫富差距拉大等社会现象的存在，最终导致了群体性事件的发生。群体性事件的频繁发生及其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已经严重影响到社会的稳定与经济的发展。中央以及地方各级党委政府如若不能有效预防和合理处置该类事件，必将给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带来不利影响。基层政府作为处置农村群体性事件的最直接面对者，提高其处置与治理农村群体性事件的能力就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 本文认为中国农村群体性事件作为一种显性的社会冲突现象，在社会转型期扮演者重要的角色。本文运用生存伦理解释范式和政治机遇机构理论探讨了中国农村群体性事件产生的根源，并在多中心治理理论的指导下，从以下三个方面:政府、非政府组织以及公民个人分别提出了相应的对策，以期为现实中中国农村群体性事件的解决提供一种范式。 第一层面:政府-从非合作博弈走向合作博弈 众所周知，博弈分析模型在分析人与人之间的利益与冲突、合作与竞争方面，显示出了其强大的解释能力。这里，博弈局中人一方是政府，另一方是农民。很显然，在绝大多数的农村群体性事件中，博弈双方即局中人围绕着各自利益进行博弈，在理性人以及个人最优决策的预设条件下，其结果往往是非合作。那么，如何实现从非合作博弈走向合作博弈呢？本文从经典博弈论的四要素出发，针对群体性事件而提出以下的具体对策与建议:提升局中人合作理性（转变政府管理理念、打造现代法治政府、提高政府权力信度）;优化局中人合作策略（发扬协商民主、畅通利益诉求、加强法律手段）;改善局中人合作得益（重视行政问责、保障合法权益、杜绝不法行为）;完备局中人合作信息（推行信息公开、尊重媒体权利、应对网络舆情） 第二层面:非政府组织-参与公权力的合理配置 在社会转型期，利益格局分化、社会结构断裂，给社会管理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难度和挑战。社会公共事务复杂多变，治理难度有增无减，政府主导型的社会管理职能有弱化趋势。局势如此复杂多变，势必造成社会管理的诸多无效，社会管理期待变革。与此同时，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非政府组织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一方面得益于其得天独厚的在原先由政府管理的领域里取得了更高的效益与效能，另一个方面也得益于愈加民主、开放的政治宏观大背景。原先的隶属于传统治理主体的非政府组织已一去不复返了，而是成长为现今的平等治理主体，其重要性不容忽视。非政府组织要获得自身发展并参与到群体性事件的治理之中，需满足一定的前提预设条件，即政府必须合理放权并适当取消有碍于非政府组织发展的政治约束条件，这样齐头并进，两条腿走路，在治理群体性事件方面才会相得益彰，左右逢源，这也是多中心治理理论的必然要求。着力点有二:其一，加强自身文化属性建设。不同于公司文化，非政府组织天生就带有社会的使命感与责任感，社会现实必然要求它定位为服务于社会的公共利益，并倡导志愿扶助精神;其二，非政府组织作为社会组织也应有自己独立的一面，增强自身社会管理辅助能力，为政府应对群体性事件提供咨询与决策服务，同时加强同受损利益群体的纽带联系，搭建民众维权、自身利益诉求表达平台，缓冲社会矛盾，防止事件的进一步升级和恶化。 第三层面:公民个人 公民属于政治概念的范畴，指的是具有一国国籍，并根据该国法律规定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人。而公民意识，是指公民个人对自己在国家中地位的自我认识，也就是公民自觉地以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为核心内容，以自己在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主体地位为思想来源，把国家主人的责任感、使命感和权利义务观融为一体的自我认识。它围绕公民的权利与义务关系反映公民对待个人与国家、个人与社会、个人与他人之间的道德观念、价值取向、行为规范等等。它强调的是人在社会生活中的责任意识、公德意识、民主意识等基本道德意识。公民意识与臣民意识等相对，主要体现在参与意识、监督意识、责任意识与规则意识方面。在现阶段的政治发展中，倡导“积极公民”政治理念。当然，公民的权利与义务是有机统一的，缺少了其中任何一方都可能会给社会治理带来一系列的问题。现阶段频发的群体性事件，一方面由于传统的制度性政治参与渠道缺失造成公民个体自身权利的闲置或浪费;另一个方面，由于长期的传统“官本位”思想痼疾的存在，畏惧政治权威，当自身利益受损时并没有诉诸体制内手段，而是缺乏理性，再有情绪极易受到周围集体环境的影响，加之网络民意的暗流涌动，他们反而采取的是更为激进、剧烈的体制外手段，致使群体性事件的爆发。所以，第一，从公民个人层面上讲，拓宽其体制内政治参与渠道，可以有效缓解其不满情绪，避免将其情绪无限传播给他人，可以政府和非政府组织治理手段并用，比如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改变以往的那种公民特别是农民在中国权力机关拥有席位与其自身在国家人口总量所占有比例严重不对等的现状，也有利于促进民主政治的发展，同时借助于“第三条道路”发挥其冲突缓冲机制的功能，化解矛盾，有效解决危机;第二，从公民个人层面上讲，强化其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提升其法治观念与能力，将其矛盾冲突尽量规范于体制以内，通过民主协商等手段，合理化解风险与矛盾，实现社会稳定。 本文共分五章: 第一章绪论，主要阐述了本文的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国内外研究综述以及本文的研究思路与方法;第二章，介绍了群体性事件研究的理论基础;第三章，中国农村群体性事件现状;第四章，从生存伦理的视角剖析了中国农村群体性事件的产生根源;从政治机遇结构的视角剖析了中国农村群体性事件的产生根源;第五章，以多中心治理理论为指导，从政府、非政府组织以及公民个人三个层面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