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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地处中国西南边疆，为传统社会时期中央王朝连接东南亚和南亚地区的桥梁与纽带，气候条件复杂多样，地形复杂多变，众多民族交错杂处，城乡发展皆受历代统治者的高度重视。 秦朝以前，云南属于梁州之域。秦代常頞略通五尺道，云南加强了与内地的联系。时至汉武帝时期，在云南设立益州郡等西南七郡，设立了诸多治所城市。东汉设永昌郡。隋唐以后，南诏国兴起，继之大理国，云南地方派势力长期掌权，大理洱海区域城市得到了充分的发展，迤东滇池一带昆明城市开始崛起。元代以后，云南正式纳入到中央王朝统治体系下来，设立了云南行省，政治中心亦东迁，昆明正式成为省会。明代设立云南布政司。历经元代、明代两朝大规模的移民，特别是明代卫所制度的设立，大规模的城池修建，汉族文化成为云南城市的主流文化，为清代云南城市的继续发展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清初对云南实施了更为有效的控制和管理。随着社会秩序的重建与日益稳定，通过移民屯垦、改卫所、设州县、建立新的行政建置等措施，加强了对云南的行政控制与治理，从而初步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城市行政等级体系，传统社会下的云南城市得到了很快的发展。晚清，在国际、国内大环境的影响之下，云南城市开始了早期现代化转型，诸多方面发生了颠覆性的革新与变化。 清代云南城市的设立和发展主要基于政治和军事的需要，城市行政功能突出，经济和文化因素相对较弱。就城市发展而言，省会，府、直隶厅州一级城市和散州厅、县一级城市功能一般差别不大，仅有规模的大小和级别的高低之分。昆明作为省会城市，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内容都得到了发展，其他城市也有不同程度的社会演进。同时，由于受地理环境的影响较大，城市区域分布呈现为北多南少、东多西少、多集中于湖泊周边和交通沿线的特点。晚清，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开埠通商，下关和个旧作为非政治军事因素而兴起的两个城市，成为清代云南城市发展过程中的亮点。 经济上，就商业而言，随着清代全国范围内商品经济的发展，多民族交错杂居的云南地区在区域内、外商人(特别是外地商人)的积极推动下，城市工商业渐趋繁荣。不仅各主要城市出现了专业化的商品市场，而且在民族聚集的城市也形成了民俗性的物资交流中心。在这些商品交换中，土特产、矿产品依然是重要的贸易内容。晚清，随着开埠通商和洋商的进驻，云南城市商业区域和商品种类进一步拓展，商业管理日趋科学化，城乡关系亦进一步紧密结合。就工业而言，传统的手工业门类繁多，获得进一步发展;晚清城市工业转型，出现了近代大机器生产，从而呈现出新旧并存的工业发展局面。清代云南城市经济，无论是土特产贸易还是近代机器工业的引进，都无不打上了明显的政治和殖民烙印。 就城市社会演进而言，与其他区域相比，清代云南城市人口构成的最大特征是移民众多、多民族共处与居民的多元性。随着社会的发展，晚清云南城市人口阶层和职业也有了新的分化，并且在开埠通商城市中出现了外国居民。这种较为独特的居民构成又对城市的社会生活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不仅表现为衣、食、住、行的日趋多元化，而且还表现为宗教、民间信仰，节日风俗，消闲娱乐等内容的日益丰富。随着政治的稳定与经济的发展，清代云南城市的文化教育亦较前代有所发展，各级儒学、书院、义学等教育形式在云南各城市逐步建立。此外，晚清之际的“新政”，使偏居边疆的的云南也出现了新式的职业教育与学堂教育，文化领域也因此产生了早期现代化转型。有清一代，云南城市的政治功能依然强大，军事防卫日益严密，晚清城市管理出现了近代革新，多种力量参与期间，尽管各种社会转型并不十分完善，但其历史影响依然深远。 清代，传统云南城市的历史延续性十分明显，城市的政治功能、军事防卫、经济发展和社会演进都传承着农业社会的历史发展规律。复杂的自然地理环境、频繁的自然灾害和大规模战乱，极大地制约了清代云南城市的进一步发展。开埠通商以后，云南城市的殖民特征日益明显，成为资本主义原料收购产地和商品倾销的商业中心，大锡贸易的畸形繁荣便是这种殖民商业的集中反映。清代偏居边疆的云南城市不仅远离了中国的经济中心，而且未能顺利走向工业化转型之路，仅仅发展有几大商业中心，直接造成城市发展的工业动力严重不足，在走向近代社会的过程中，相对沿海、沿江及其他开放区域而言，虽然各方面都有发展，但革新程度较弱，社会转型不充分，准备不足，表现出了明显的滞后性，直接造成了清代云南城市化水平的低下。这种局面的出现，从总体上讲，既有客观的自然原因，也是殖民时代云南城市发展的历史必然。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努力总结历史经验与教训，以免重蹈履辙，期藉对云南城市的未来发展有所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