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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文化作为积极入世的世俗文化，有强大的生命力，儒家文化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标志，也是东亚文明的象征。日本文化长期以来一直受到中国的影响。儒学经典对日本人的思想形成有着很大的影响力。儒学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对于日本民族和社会的影响非常巨大。日本从明治维新开始迅速发展，原因不仅肇于明治时代，不单纯是西方文化的冲击，更重要的是早在明治维新以前即江户时代，已为日本步入近代社会准备了条件。江户时代的儒学的发展，是日本社会发展的精神力量，特别是朱子学作为官方意识形态，不仅在理论层次上影响了这一时代的学问、学术，而且在实践层次上成为日本人主导的价值观念。因此，不了解江户时代的日本儒学，就不能理解日本文化发展的历史过程，也不能理解明治维新以来日本社会的进步。 德川幕府时代是传统农业经济基础上社会结构和文化形态的成熟阶段。德川幕府的建立，农村得到飞速的发展。江户时代前半期，传统型自然农业经济迎来了空前的繁荣，造成以此为基础的传统社会结构的成熟。而与之相应对，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的带有全局性质的商业经济开始出现，并且成长为与传统自然农业经济对立的力量，向它提出了挑战。江户时代的商业经济已成为一股巨大的经济实力，渗透到社会经济的各方面，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控制着幕府和各藩的财政，构成传统自然农业经济的抗衡力量，给它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儒学作为一种占据主导地位的政治思想，在社会经济状态发生重大变革时，相应地开始了自身的转变，成为一种前近代的思想形态.客观地为日本向近代社会转变提供了思想准备.当时机成熟时，整个社会顺利地进行了转进和与近代文明的对接。 德川幕府时代的儒学由于得到幕府的支持而迅速发展，成为幕府维护统治的精神支柱而被奉为官学。在儒学发展的同时，形成了儒学各派。各派之间的学术观点不尽相同，彼此之间展开了学术争鸣，从而推动了研究的深入与学术的繁荣。由于受到儒家教育理念的影响，各种类型的教育都有所开展.在儒学的教育环境中，民族主义的意识初步形成。儒学的素养使武士阶层富于政治责任感和公益观念，汉学的训练使其易于理解、吸收抽象的概念，有利于形成繁荣的学术环境，形成一种百家争鸣的学术局面。日本儒学是在中国儒学的基础上形成的，但又不同于中国儒学。它的根基在中国，是中国儒学与其他思想的共存以及与自己固有文化的融合。江户时代，一些日本学者开始接触和探讨认识论问题。日本儒学自身的特点，为日本儒学适应社会特点而发展变迁提供了可能性。阳明学和古学派对朱子学发生争鸣，儒学家荻生徂徕将儒学改造为介入现实的学说，使得儒学向实学的转变迈出最有意义的一步。荻生徂徕的“制作”之说实现自然与社会的分离，是将社会从自然法统治的“天”中解放出来，构成儒学完成近代转型的前期准备。儒学与商业伦理的结合导出町人道德的形成。从荻生徂徕起儒学开始成为一种“实学”，用于经世，用于解决现实社会的实际问题。町人阶层的发展，经济力量越来越强大，迫切需要有反映自己思想的理论与之相适应。以儒家思想为理论基础，建立、阐发了新的伦理思想，就是遵照徂徕学派开拓的与社会实践密切结合的导向的发展。荻生徂徕主要是通过论述人世之“道”，认定它是先王的“造作”;佐久间象山强调客观自然的“理”是物理，从“天人一体”中分离出客观的理，进一步提出了“实理”的概念。 儒学成为知识启蒙方面的实用工具，儒家思想在与西方近代思想交流的过程中起过作用。日本化的儒学为日本近代文化运动之开始——“洋学时代”的到来做好了思想准备，并为后来东西方文化更深层次的成功交流奠定了文明基础。儒学在这一特定历史阶段，因其特有的地位发挥了作用。儒学的近代转型使得”新政”容易接受向西方学习，从而使日本在维新后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起来. 日本以明治维新为开端，迅速地走上了现代化的道路。早在江户时代，即前近代时期，就已经打下了基础，准备好了条件，并在东亚率先进入现代化时代。在历史的比较中获得深刻的教益:应该积极地对传统文明进行分析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