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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道时期桐城派，直面风云变幻的时代变局，力挽桐城文章之狂澜于既倒，使其得以延续发展。本文立足基本文献，从考辨主要成员做起，论及嘉道时期桐城派的传衍特征，并以“姚门五大弟子”为中心，对此期桐城派的学术思想、文学理论、诗文创作和历史地位进行深入探究，力图再现这一重要文学现象的全貌，揭示其内在本质。全文包括绪论和正文六章。 绪论涉及三个基本问题。一是研究意义和目的，从学界对桐城派发展阶段的划分进行解读，发现受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为中国古代史与近代史分界这一观念的左右，本该倍受重视的嘉道时期桐城派尚未引起足够重视。而姚门弟子面对急遽变化的时局，无论学术思想还是文论主张，都表现出显着变化，不仅独立支撑起桐城派门户，还使之声名远播，是个值得探究的文化现象。二是研究对象与内容。研究对象是嘉道时期桐城派，其中“嘉道时期”与历史时间略为不同，大致以姚门五大弟子中最年长的方东树生年(1786)与最晚逝的梅曾亮卒年(1852)为基本时限;研究内容主要包括嘉道时期桐城派概貌、与社会学术思潮的消长融合、文学理论、古文创作、诗歌创作、影响地位等。三是研究现状与述评，分别对学界关于桐城派整体研究丰富的既有成果与嘉道时期桐城派专题研究为数不多的研究成果进行回顾。 第一章是嘉道时期桐城派概说。第一节从曾国藩、王先谦、黎庶昌和刘声木等晚近桐城派文人的论述入手，确定嘉道时期桐城派主要成员，并依据文学与历史的一手资料，分别对他们的生平、籍贯、师从、受学桐城文章的方式，以及书院讲学、游幕等经历进行细致考辨，编成“嘉道时期桐城派主要成员简表”。第二节在比较嘉道时期桐城派与此前桐城派的基础上，重点论述此期桐城派由单线承传到多线辐射的传衍态势，由固守一隅到遍布南北的传衍范围，由私人授徒到书院为主的传衍方式，以及由只言片语到完备选本的传衍内容等特征，并深入分析这些特征背后蕴涵的深层文化动因，这也是此期桐城派兴盛的重要原因。 第二章论及嘉道时期桐城派与学术思想。第一节论述嘉道时期桐城派与汉宋之争。他们以辟汉为己任，对汉学考证繁琐等种种流弊予以严厉批判，将本已暂告歇息的汉宋之争再次推上风口浪尖。但他们并非完全否定汉学，而是肯定其优长，力图将“考据”和“义理”纳于“文章”，体现出开明的学术态度。第二节论述嘉道时期桐城派与经世思想。他们在内忧外患时局与经世致用思潮的冲击下，继承并发扬该派经世传统，作为一股潜流，积极汇入并推动着经世致用的时代思潮。他们经世思想有两大基本特征，一是极强的忧患意识，二是积极的入世精神，与“桐城三祖”相比，无论关切的内容，还是积极的入世精神，都要强烈得多，但与此期经世派文人相比，无论批判广度，还是思考深度，抑或经世成就，都明显不及。这既是桐城派文人有限的人生经历使然，也是中国传统经世思想影响的必然，注定他们只是传统文化走向近代文化、传统经世之学通往近代新学的中介与桥梁。第三节论述嘉道时期桐城派与边疆舆地学。他们随着边疆舆地学的兴起，热切关注舆地，关注边疆形势。姚莹利用奉使西藏的机缘，倾心撰着《康輶纪行》，是文人经世思想影响下的必然选择，既是此期桐城派关注边疆舆地的重要成果，也是边疆舆地学不可或缺的经典着作。 第三章论述嘉道时期桐城派的文学理论。第一节论述嘉道时期桐城派文论对桐城三祖的承守。他们不仅将桐城三祖对文学内容与形式的探究和审美与艺术的追求等理论全面继承，还对其进行详细阐释。第二节论述嘉道时期桐城派文论的核心范畴。他们对某些固有文论范畴作出别样解读，提出“因时”、“经济”、“贵真”、“骈散”等核心范畴，这是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对原有范畴涵义的内在传承与衍化，拓展与转替。第三节论述嘉道时期桐城派文论的时代局限。他们文统与道统情结的过渡膨胀，导致统系理想主义倾向和排它性的出现，最终阻碍了理论创新。这较为典型地反映了嘉道时期桐城派文人在一种相对封闭的文化理念与文化氛围之中，在理想与现实、继承与创新之间的大胆尝试与痛苦煎熬，也反映了社会历史变革时期文学发展的困惑与艰难。 第四章论述嘉道时期桐城派的古文创作。第一节是姚门五大弟子古文创作概览。他们的古文内容丰富，数量众多，各人作品类型与此前桐城派无甚差异，数量却相差悬殊，姚莹最多，管同最少，这与他们的职位与寿数不无关系。其中梅曾亮和刘开又有为数不少的骈文。第二节论述姚门五大弟子古文创作的内容特质。他们的史论、政论和讽喻性论说文，充斥着一代文人铺天盖地的忧患意识与鞭辟入里的社会批判和炽热旺盛的补天情结，颇具思辨性与时代特色。他们的传记、游记和杂记文，将叙述、描写、议论相互穿插应用，使体式亦为之一变。他们的书信序跋、碑志哀祭和奏疏等应用类古文，内容广泛，实用性强。第三节论述姚门五大弟子古文创作的艺术追求。他们古文题材广泛，善于小中见大。议论纵横捭阖，气势磅礴;记叙平易于外，情致于内;写景文笔工致，富于情韵。语言又骈散结合，文势酣畅。 第五章论述嘉道时期桐城派的诗歌创作。第一节全面考察姚门五大弟子的诗歌创作。他们秉承姚鼐诗风，熔铸唐宋，创作了数量可观的维护“风雅之道”的诗作，使得嘉道诗坛多姿多彩，并对性灵派造成冲击。第二节论述姚门五大弟子诗歌创作的内容特质。他们的诗歌用叙事、写景、咏物、酬唱、情爱、闺怨、咏史、怀古、时事等常见题材，细致表现了自己坎坷的出处行迹和复杂的内心情感与精神世界，也写出了嘉道时期特殊时代背景下桐城派文人别样的自我情绪与人生体悟。第三节论述姚门五大弟子诗歌创作的审美追求。他们的诗歌既有兼收并蓄、崇尚阳刚美与阴柔美的共同追求，又形成各自自成一家的独特风格。刘开、方东树、梅曾亮和姚莹诗歌的主导风格分别是“疏狂”、“沉郁”、“以文为诗”和“雄壮”，这又与他们的行藏出处与性格特征密切相关。 第六章论述嘉道时期桐城派的影响与地位。第一节论述嘉道时期桐城派的影响。他们对阳湖派的影响，较为集中地体现在李兆洛《骈体文钞》和陆继辂《七家文钞》两部选本。前者反面借鉴桐城派，试图破除桐城古文藩篱，以期在观念和实践上实现融通骈散;后者则正面吸收桐城派，让阳湖派主将与桐城派代表联袂呈现，肯定了两派之间的互渗相通。他们对湘乡派的影响，表现在文学理论与创作风格两方面，梅曾亮与姚莹对曾国藩的影响尤为突出。他们对宋诗派的影响，主要表现于兼取唐宋、追求雅正、注重学问、尊崇性情等审美追求。第二节论述嘉道时期桐城派的地位。他们既努力承继桐城三祖以延续传统，又积极面对时代局势以寻求新变，对湘乡派领袖曾国藩尤有启迪之功，集中表现在人格理想、文学理论与文学创作等方面，具有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历史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