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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尔文作为一位举世皆知的改教领袖，于十六世纪宗教改革中，以其思想和实践振颓兴废、革故鼎新，不仅对欧洲历史有影响，对世界历史也影响巨大。他虽首先是一位改教家，主要关注的是人的宗教信仰，但其思想却绝非仅限于此，而是以西方历史上“最稳固的有神论”统摄的一套完整世界观。他在传扬基督教福音的同时，针对当时的形势提出并逐步完善了一套革命性的社会政治理论。我国学界对其宗教改革思想研究不少，但对其思想中对后世影响极大的一面，即其社会政治思想却少有系统研究。本文力求通过综合政治哲学、宗教学与基督教神学知识，通过历史研究与批判研究方法，对其这一思想理论较为全面地进行研究，以期有所突破，并在我国学界抛砖引玉。 首先，理解加尔文社会政治思想之要在于把握其思想方法及根本原则。本文第二章指出，加尔文统合了人文、改教、教父、经院传统，从而形成了其“神启—认识论”，以此来建构他的神哲学，又从其神哲学原则出发来演绎其社会政治思想。在他诸多神哲学原则中，“唯独上帝主权”、“唯独圣经”、“唯独因信称义”、“双重治理”原则与其社会政治思想关系最密切。“唯独上帝主权”是第一原则，其他原则是该原则的合理外展。他立足于上述原则，将从“上帝的视角”（即绝对视角）与从人的视角（即相对视角）结合起来，通过对在“创造—堕落—救赎—再临”时空之维中展开之个体的人与社会生活的分析，通过“神启—认识论”，建立了一套由神学所统摄、并从中演绎而来的社会政治思想。是故，其社会政治思想貌似零散不系统，实则在一个更大的系统中。 其次，在文章主体部分（第三至第七章）探讨他对个体的人、婚姻家庭、教育、作为社会单元的教会、人权、政府、政教关系、法律、自由、反抗以及人类社会的希望等问题的思考。在他看来，人按上帝形象受造为兼具个体性与社会性的存有。个体的人通过婚姻组成家庭走向社会。婚姻关系胜于父母和子女间的血缘关系，因它是上帝参与其中的“神圣之约”。个体的人借婚姻完成了自身的生产。婚姻与血缘将个体的人联结于家庭中，在其中人的人格平等而角色分殊，这是人步入社会关系之枢纽和缩影。尘世中的有形教会作为“圣徒团契”，起着社会良心作用，为其他关系提供价值标准。人的社会活动之要旨在于完成其文化使命，为了更好地完成人这一使命，人应当以家庭为基础来推进教育，因为它是启迪民智、推动社会改革的重要手段。 人之初，性本善，其善纯然;此时，人因受造而内具上帝形象，并禀赋自然法，这成为其生命权、财产权、平等权、社会经济权利的依据。在人堕落之后，人性相杂、总体向恶。此时，约束人罪性的方法仍是自然法。然而，因自然法缺乏约束力，上帝便设立了作为暴力权威的政府，使之与管理人良心的教会共同作为维护人类社会运转的手段。人因信称义之后，虽得享良心自由，但人性仍善恶相杂。此时，政府仍会存在。政府权威在于人类堕落，在于上帝护佑，在于君王与臣民之立约，在于君王对神法的学习。政府的功能在于荣耀上帝、惩恶扬善、维护社会秩序，征收税收，发动正义战争以保护国家。至于选择政体，则以达到上述目的依实际情况而定，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政府行政的依据是法律，而法律是上帝神圣意志的反映，体现了上帝“爱—正义”——即法律精神，有之则为有效之法，无之则为非法之恶法。它虽然不赋予人以权利和自由，却可以保护人的权利自由、维持秩序。人因良心自由可自由崇拜上帝，又为上帝之故便可自由服从君王，即“敬畏上帝，尊敬君王”双轨并行;但当两者发生冲突时，要“听从上帝，不听从人”，上帝兴起的在位者得予反抗暴政。通过这种“刺激—反映”、“正—反—合”，人类的政治秩序便可走向一种新的、更好的秩序。然而，加尔文认为，人类的真正希望和出路并非通过改善社会政治制度以建立人间天国，而在于基督再临最终建立天国时的救赎。 最后，结语部分对加尔文社会政治思想的继承传播、影响与发展及现实意义作了总结，指出加尔文的人观、婚姻家庭观、教育观、教会观、政府观、政教关系观、法律观等思想理论不仅在过去有其贡献，在今天和将来面对诸多社会问题仍将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