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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研究,旨在梳理胶济铁路全线开通后到抗战爆发前青岛与胶济铁路沿线主要城市的贸易关系,特别是青岛与济南、周村、潍县三商埠之间的贸易关系,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阐释该区域贸易体系的形成、性质、影响及其局限性。 全文共分五个部分。 前言:梳理学术界对本课题的相关研究,分析研究现状;阐释本论文写作的主旨和意义。 第一章:叙述德国占领青岛和胶济铁路的全线开通,以及济南、周村、潍县三地的自行开埠,为论文的下一步写作提供铺垫。1898年,德国依据《德澳租借条约》取得对青岛的经营权,青岛被迫开埠通商。凭借优越的地理位置和良好的设施条件,开埠后的青岛贸易迅速发展,成为山东沿海对外贸易的重地。1904年胶济铁路全线通车后,胶济铁路的营业额稳步上升,将大量沿线及其辐射地区的物产运至青岛,也为洋货由青岛销至内地提供了方便。为防止德国借助胶济铁路加大对山东内地的渗透,同时也鉴于经济发展需要,济南、周村、潍县三地于1904年获准开埠通商,青岛成为三地通往外界的窗口,三地的经济地位日益重要,成为山东内地经济中心城市。 第二章:分析青岛与胶济铁路沿线的济南、周村、潍县三地之间的贸易关系。 一是济南与青岛间的贸易关系。胶济铁路全线开通后,以此为依托,青岛与内地商贸联系明显加强。开埠后洋行纷纷在济南设立,大量棉布、五金、棉纱、火柴等洋货,在其辐射范围内销售,济南成为省内最大的进出口商品吸纳地,同时此地也是内地最大的综合性土货中心市场,汇集附近所产的棉花、花生、大豆、牛、果蔬、鸡蛋等土货,经胶济铁路运至青岛出口。随着贸易的频繁,为贸易服务的金融业等也开始兴盛。 二是周村与青岛之间的贸易关系。周村商业素来较为发达,自行开埠又对其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出现了“工商业架于省桓之上”的局面。周村采购于青岛的洋货以火柴、煤油、卷烟等工业产品为大宗,输至青岛的土货以丝织品等各种手工业产品和棉花、豆类、蔬菜等农产品为大宗。为适应贸易需要,票号、钱庄和近代银行等各种金融组织在周村设立,成为周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点。 三是潍县与青岛之间的贸易关系。自行开埠后,大批洋货由青岛经胶济铁路运至潍县,并在其辐射范围内广泛转销。在土货输出中,潍县以烟草和棉纱最具特色,附近地区生产的茧绸、草辫、花生等土货也集中于潍县,经胶济铁路运抵青岛。开埠后,潍县商业繁荣,金融业兴盛,经济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这一时期,作为商品集散地,三地转销大量来自青岛的货物,这势必会对三地及其辐射地区的市场进行冲击,加强其与外部市场的联系。同时,作为货源地,大量土货在三地集中后运至青岛,小部分为当地消费,大部分转销海外。青岛与三地间形成了流通顺畅的贸易体系,这一贸易体系给三地带来了发展的契机,但同时指出此发展有些是以沦为帝国主义市场经济附庸、民族工业饱受蹂躏为代价的。 第三章:分析新贸易体系的初步形成、特点、影响及其局限性。胶济铁路开通后,青岛与胶济铁路沿线城市建立起息息相关的联系,逐步取代旧的贸易体系,形成了一个运转流畅、开放外向的贸易体系。该体系与海外市场相联,为所辐射地区提供了经济发展的契机,在其影响下,辐射地区商业发展、近代商业团体建立,金融业、手工业、工业等方面都有很大程度的迈进,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了近代化的倾向,同时自然经济逐步解体。但是,新的贸易体系的发展具有局限性,这主要表现在洋货抢占市场、洋商排挤华商、工业化程度低下等方面。 第四章:结语。由青岛和胶济铁路沿线地区形成的贸易体系为近代山东经济发展提供契机,开启了山东近代化的进程,但洋货倾销抢占市场,洋商办厂排挤民族企业,各地的工业化程度低下,结构不合理,是近代化进一步发展的制约因素。因此,近代化仅仅靠外界刺激是不能根本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