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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语言学一直以来关注语言使用与社会共变的研究。1949年以来，中国社会经历了几个阶段的重大的社会变革。这种变革对语言使用是否带来影响是近期中国社会语言学界所关注的问题之一。本研究拟探索的问题是语言使用是否与社会变革共变。由于语言使用与社会变革的共变涉及面甚广，本研究仅就语言使用是如何反映机构权威(institutional authority)以及个人权威(individual authority)与公众(the public)(其它机构或个人)之间的人际或社会关系的历时变化的，以及人们对特定词语的态度是如何变化的进行探讨。社会语言学对于人际或社会关系的研究主要关注权势关系(power)和平等关系(solidarity)在话语中的体现，但主要限于关注称呼语等语言特征。但功能语言学和批评话语分析则认为人际关系的话语表征(representation)方式是多样的，往往涉及多种语言资源，而非仅限于称呼语等语言特征。由于社会语言学中对于语言使用与社会变迁的共变研究没有现成可供操作的较为系统的研究框架，所以本研究的目的之一就是通过应用相关的理论和方法建立一个适合本研究的理论框架来探讨上述问题。本研究主要以功能语言学中关于社会语境和语言的实现关系模型和符号变化(semiotic change)模型为理论框架，并引入van Dijk社会认知话语分析模式中社会认知的构念作为整合的话语分析理论框架。本研究中话语分析的工具主要来自于功能语言学中Hasan的体裁结构潜势分析、Martin和White等人发展的评价系统分析、批评话语分析中van Leeuwen的社会主体、社会行为表征方式分析。本研究使用了语料库语言学的词语切分、标注、检索和关键词技术。本研究选取58篇《人民日报》元旦社论(1949-2006)这一中国政治话语的特定体裁作为语料，进行跨时期(1949-1966，1967-1978，1979-2006)的定性与定量分析。研究表明，本研究建立的政治话语分析模式能够揭示人际或社会关系的变迁，可以为其它相关的中国政治话语分析提供理论模式和方法支持。话语中人际或社会关系的构建并非仅限于称呼语的使用，而且还体现于对社会主体和社会行为以及评价等语言资源的使用。这些语言资源使用的历时变化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中国人际或社会关系已从权势不对称关系转向平等关系。对中华民族这一共同身份的认同更加凸显。作为中国政治话语特定体裁的《人民日报》元旦社论语篇中已经出现了Fairclough所说的话语民主化(democratization)趋势。具体的研究发现简要概括如下：社会变迁，包括社会关系的变迁，体现于词汇、语法层面，而且还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于篇章层面，即体现于体裁结构的变异之中。对于“我们”群体的社会主体的集体化(collectivization)的表征方式体现为更加强调全国各民族的平等和对共同的中华民族身份更加认同。对于‘我们’群体的社会主体的聚类(association)的表征方式体现为某些社会主体在聚类中的隐没(repression)，表明其权势地位相对降低。而对于“他们”群体社会主体的集体化和聚类的表征几乎消失。对于社会主体身份(identification)的表征方式的历时变化体现为从强调阶级划分(classification)向强调社会功能(functionality)回归，还表现为“去隐喻化”(demetaphorization)和中性化(neutralization)等特征。对于社会行为的表征方式的历时变化主要体现为解构类动词(deconstructive verbs)和指令性报道类动词(directive reporting verbs)及其名词化(nominalization)动词在数量上的显著减少或消失。对于评价意义的表征方式的历时变化表现为对人负面评价的“评判”类(Judgment)语言资源在数量上的减少。对于“我们”群体的社会主体的直接的正面评价转向间接评价，即更多使用对事物正面评价的‘赏析’类(Appreciation)语言资源。对于特定词语的社会态度的实证调查表明，年龄对社会态度的结构化具有一定作用。但对于一些词语的社会态度的年龄结构化作用并不明显。这说明，一方面，某些主流政治观念仍根深蒂固、普遍为社会所接受，且继续对受众施加符号影响(symbolic violence)；另一方面，由于社会环境的变化，社会价值观已呈多元化趋势。某些政治词语内涵义的中性化也说明了社会态度的变化和社会环境比以前较为宽松、和谐。总之，本研究从不同的维度、系统地揭示了社会语言学中语言与社会共变的规律。本研究的贡献在于系统地揭示了汉语话语如何与中国社会共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