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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日益突出的土壤污染已严重威胁到生态环境、人体健康和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引起世界各国各阶层的广泛关注。其中，城市布局改造和产业结构调整遗留下来的工业地块，由于存在环境污染、土地供需矛盾、社区衰退和空间破碎等隐患，严重阻滞了城市发展的可持续性，成为当前土壤污染防治的重点领域之一。我国目前仍处于污染地块管理的起步阶段，虽然在中央政府决策部署和各地区、各部门的积极努力下，在法规标准制定、修复技术研发和工程示范等方面已经开展了大量工作并取得了有效进展，但也必须意识到，起步晚、污染状况复杂、管理体系不完善等诸多挑战，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开展污染地块管理工作的难度。 本文从时间、区域和体系等多个维度对我国污染地块现行管理政策的历史沿革及应用现状作了系统梳理;从行业专家的角度对典型城市的政策表现开展了访谈调研和模糊综合评价模型的量化分析，识别了政策制定、政策落实和政策结果等政策全生命周期各个阶段的薄弱环节，并探索了环境管理政策的定量评估方法;从社区居民的角度开展问卷调查，掌握了社区居民对污染地块相关管理工作的基本认知情况，并构建结构方程模型，深入分析了导致其认知水平差异的影响因素;从可持续管理的角度系统解读了英国棕地可持续管理的理念、方法，建立了棕地再利用的综合效益评价框架;最后针对我国污染地块管理面临的挑战，提出了系统全面的土壤污染防治技术体系概念模型和配套落实的可持续管理建议。主要研究结论为: (1)从中央层面和地方层面对我国污染地块管理主要政策的趋势演变、框架体系特点和典型城市的政策响应态度、具体管理措施进行了系统分析。结果表明，污染地块管理政策随环境热点问题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点，表现为以原则立法为核心的起步阶段（1979～1982年）、以土壤污染预防为核心的扩展阶段（1983～2003年）、以污染土壤修复为核心的快速发展阶段（2004～2010年）和以重金属污染防治及场地全过程管理为核心的高峰期（2011年至今）。随时间发展和经验积累，涵盖污染预防、场地调查、风险评估、工程修复与验收的污染地块管理体系日趋完善，但仍存在缺乏专项立法、行业市场无序、责任机制不明确等问题，严重影响了场地管理的规范性。我国31个省市地区（除港澳台）在应对污染地块管理上共性与特性并存，虽然在政策发布和机制落实等方面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但在响应态度积极性、政策目标明确性、政策手段多样化和部分政策机制强制执行等方面表现一致。由于地区政策是在中央思想指导下因地制宜地具体细化，因此其表现出的政策薄弱环节与中央政策体系相似。 (2)对典型城市（成都、北京、长沙、重庆和上海）的利益方（研究人员、政府部门和企业）就污染地块管理政策的全生命周期表现开展了面对面访谈和模型量化评价。结果表明，各地区的污染地块管理存在区域差异但不明显，政策综合表现的相对优劣排序依次为长沙、上海、成都、重庆和北京，各城市虽然政策执行力度较大(1.403～1.733)，但政策制定方面(0.325～0.352)的差强人意导致政策结果(0.561～0.703)并不理想。与预期结果不同，重庆和北京作为我国污染地块管理的领军城市，政策评估结果反而相对劣于其它三个城市。另外，各地由于实践基础条件和评估者水平的差异，在不同的政策阶段和不同的评估指标上表现出不同的优劣势，可作为完善本地区薄弱环节或为其他地区提供有益借鉴的合理依据。例如北京和重庆等地完善的政策体系、长沙和重庆等地明确的从业资质界定、上海等地丰富的实践修复经验等。 (3)对典型城市（上海、沈阳、广州、兰州、重庆、北京、武汉、株洲和杭州）污染地块周边居民的土壤污染认知水平进行了系统调查和影响因素分析。结果表明，九个城市公众的认知水平存在区域差异但不显著。受访居民已认识到土壤污染的严重性和治理修复的必要性，但对土壤污染的关注(9.41％～17.3％)普遍低于大气污染(22.63％～31.9％)、水污染(17.68％～25.69％)、噪声污染(12.07％～21.30％)和废弃物污染(14.56％～21.40％)。加上环保部门在信息公开、宣传教育和鼓励公众参与等方面的执行力度有限(分别为5.9％～26.8％、7.5％～23.8％、7％～17.3％)，严重影响了居民的了解意愿和参与积极性，导致其表现出较低的认知水平。另外，对场地修复的支付意愿(零支付39.9％～58.3％)、土地再利用偏好（公园与绿地占38.33％～47.58％）和住房购买意愿（37.9％～76.1％未明确表态）等问题的态度，反映了公众对平等享受社会福利和城市功能的追求，可作为政府决策的重要依据。进一步筛选代表性样本建立认知模型检验造成公众认知水平差异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在影响公民认知的因素中，“政策了解及执行”因子对公众认知水平的影响最大为21.476％，与“政策满意”因子、“土壤污染及迁移”因子、“土壤污染危害”因子、“信息公开”因子和“主观能动”因子等五个内部因子共同解释56.786％的认知差异;“城市”、“污染物类型”、“修复技术”、“修复时间”、“政策等级”、“距离”等六个外部因素对公众土壤污染认知均产生了显著差异（p＜0.05），有机污染、异位修复、距污染地块居住距离近的居民认知水平普遍较高;信息公开、公众参与和土壤污染认知等显变量是提高公众认知水平的关键。 (4)对棕地改造的城市公园开展了基于SuRF-UK可持续管理体系的定性评价和综合效益定量评价。结果表明，SuRF-UK框架不仅为开展可持续综合评价提供了有效的技术指南，也是识别最大综合效益干预措施的可靠工具。以此为评价手段，公园“软再利用”比“封项长期监测”情景具有更好的环境、社会和经济综合效益，共维系50个“压力-机制-受体”可持续纽带，除能实现风险管控、社区融合、休闲娱乐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等既定项目目标，还能取得更广泛的水土保持、资产升值、增加就业等额外效益。综合效益的定量评估并不存在绝对可行或不可行的方法，除方法本身固有的属性特点外，评估方法的选取还受具体项目背景、评估效益对象、数据收集、评估者知识背景、个人偏好等因素影响。针对PSRP项目背景，选取旅行成本法、成本效益分析开展26个个体纽带的货币量化，以多准则分析法代替不确定的定量评估对24个个体纽带进行半定量效益评估。尽管评估方法日趋完善和多样化，但由于大多数环境产品和服务（如清洁空气）不能进行市场交易，不具有真实的市场价格，使得开展棕地“软再利用”的经济效益评估十分复杂，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5)系统梳理我国污染地块管理政策和利益相关者调研的研究结论，结果表明，土壤污染问题的有效防治首先依赖于完善的法律法规技术体系的指导和保障。基于此，提出了贯穿污染防治、污染调查、风险评估、治理修复、结果验收和开发利用全过程的土壤污染防治技术体系概念模型。进一步围绕“土十条”的工作指导思想，针对我国目前污染地块管理中存在的问题，阐述了切实落实土壤污染防治技术体系、实现土地可持续利用的有效管理手段，包括加快专门立法、健全法规标准、开展土壤调查及建立土壤信息数据库、明确各方责任、公开信息及鼓励公众参与、发挥市场作用及拓宽融资渠道、建立优先修复目录及分级分类管理、规范行业准入环境和开展土地再利用综合效益评价等九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