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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和刑罚是刑事科学的两个基本范畴。关乎犯罪与刑罚基本问题的思考和探讨，是每个刑事科学研究者都无法回避的。然而，对于什么是犯罪、什么刑罚等最为基础问题的不解和思考，恰恰比较缺乏。或许是由于这类问题的艰辛，抑或也因于其对实践“有用性”的局限。但即使对这类基本问题的研究一时没有“答案”可寻，如果因此退却甚至放弃，那么，整个刑事科学和刑事立法、司法便会丧失其必须的认识基础。因此，对犯罪与刑罚基本问题的思考应当成为刑事科学研究的出发点。刑罚因犯罪而生。但刑罚的存在自然有其独立性，具有自己独立的品格。问题在于，刑罚的存在和发展是否可以脱离其赖以发生的“母体”--犯罪的规制则是另一回事。即，既然刑罚因犯罪而生，是为犯罪服务的，那么，它的价值追求和功能目标是什么，自然不应当背离人类之于犯罪的理想和追求。因此，刑罚的使命及其实现是刑罚研究的重要课题。行刑或刑罚执行是实现刑罚目标，达成刑罚功能的基本实践形式。行刑基本问题的展开需要以犯罪与刑罚基本问题的认识为基础，而以实现刑罚为目标。本文共分五个部分：
⑴刑罚和犯罪的关联始于二者的本原。犯罪与刑罚本原的研究能够说明，如果刑罚是犯罪的结果物，即犯罪招致了刑罚，而假论犯罪是一种社会病态，那么，刑罚之于犯罪的使命何在，它是致力于犯罪病因的消除，还是仅仅寻求消除其病症。无论如何，犯罪与刑罚的关系，即罪刑机理的决定因素应当是犯罪而不是刑罚。与犯罪相比，刑罚当属于第二性的，它是由犯罪衍生的，应当没有疑问。但是，由于人们能够左右和努力的更多地体现在药物改进即药理上，而不是疾病本身即病理上，因为病理的结果最终还是必须通过药理反映出来，所以它不如前者来得直接、便利和显现。人们无法摆脱功利的法则，那么，对刑罚的关注更甚过对犯罪的关怀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然而，如果完全地抛开了犯罪本体，刑罚则会迷失方向，最为突出的是由于人们对刑罚的过度关注会寄予它过高的期待，进而导致刑罚资源使用过度的危险，这样反而会使其难以实现和发挥自己应有的效能。因此，刑罚实现的机制和程度首先取决于犯罪的本原性因素，以及附属于此的刑罚的本原性因素。
⑵刑罚是什么、它的使命是什么？刑罚是惩罚还是奖赏，刑罚过程中的受刑者、立法者和旁观者各是怎样的，刑罚能做些什么，刑罚边界是什么等刑罚基本问题的思考，都充满诱惑。而刑罚的想象机制，刑罚的变迁与发展，刑罚的轻重与权利资源以及刑罚与生活亲近或拒斥等，则是又一幅刑罚画卷。权利的发达使刑罚不断突破原有疆界混迹于行政、民事之中而趋向无，刑罚的公众认同以及刑罚如何不授公众以敌意、诱惑甚至鼓励，则是刑罚的未来发展必然面临的基本问题。
⑶从宏观的角度考察，刑罚实现取决于广泛的社会因素的共同作用，特别是受制于社会的物质条件、文化和精神因素，以及社会的制度文明状况等三个基本方面的决定和影响。用一句话简括而言，刑罚来自社会，是专司犯罪的物件，而犯罪也生自社会，刑罚对犯罪的作用体现于社会，它的实现也就是将自身溶于社会现实之中。但是，我们这里着重分析直接关系刑罚实现的法治条件，致力于从刑罚实现的角度透析刑事法的使命。
⑷刑罚实现是刑事立法与司法活动的基本目标，在刑罚实现过程中，行刑具有基本的实践意义，正是行刑最终践行着刑罚的使命。行刑价值理念的选择和确立，决定着监狱职能的定位和实现。因此，对刑罚实现本体性问题的探讨之后，对行刑理念和监狱职能进行研究，有助从行刑理念的考察中，引发对刑罚使命及其践行的重视和思考，以免忽略了刑罚究竟是为什么和干什么的，以及实践着(与监狱职能密切关联)的刑罚在干着和干了些什么，甚至刑罚是否实际地背离了自己的初衷等基本问题。
⑸如果说犯罪是使人不幸者之不幸，刑罚是加诸其上的祸害，那么，行刑便是施害者。由于无论如何犯罪的存在和发生都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刑罚和行刑之害的施加和施行日渐轻缓是不二的方向和选择。社区矫正作为我国行刑方式发展的实践探索，正合于这一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