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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通过对《纽约时报》的汶川地震期间的报道进行完全抽样，使用传播学内容分析的方法进行研究。试图从如下三个不同层面做出探索: 从事实层面看，《纽约时报》有重点地还原了中国震区原貌。在地震的最初阶段，事实上震区是向新闻媒体开放的，外媒的报道在很大程度上保持了节制的客观中立态度，《纽约时报》没有出现极力的赞扬和极端的批判，但是在议题的选择上，例如校舍倒塌等敏感负面选题受到了该报的重点报道，甚至在后期一度成为主要报道议题。 从想象层面看，中国公开问题上外媒的表现和国人的想象很不同。首先，对政府信息公开内容的报道上，是国人最为津津乐道的外媒褒奖的来源，但是这方面只有为数不多的三篇报道，其议题堪称边缘性。其次，《纽约时报》的报道中呈现出的中国公开是由于中国记者“集体越界”，而导致的中国“被公开”。最初的巨大灾害带来的混乱使得中国迎来了“被动的公开时刻”，最好的证明就是中宣部最初的禁令被集体无视，不同于唐山大地震时期，市场化的媒体不再全部属于党管体制，所以新闻没有被压制住。然而随着震区秩序的恢复，也是北京奥运会的临近，政府“捂”、“藏”、“压”的负面新闻的习惯，或日管理风格又显示出来了，集中体现在倒塌校舍报道问题上，中国媒体的集体失声导致了外媒闻腥而至。第三，数字统计分析表明，震后三个不同阶段外媒的报道态度的变化产生的“乐观空间”是国人对外媒的中国报道持乐观态度的来源。事实上，外媒在对此的报道上前期保持了谨慎的赞扬，后期则以其一贯的质疑批判报道为主。 从理论层面看，外媒的报道中确实存在刻板印象，具体体现在:标题的感情色彩、编辑对读者来信的选择、材料拼接构成不同意义、有反讽意味的用词、反讽意味的背景材料运用上等。汶川地震期间的报道并不能称之为是西方媒体刻板印象的修复或覆写。 总之，研究认为，对于货真价实的公开时刻，媒体、知识分子、公众可能已经做好准备了，然而政府还需向此方向继续前进，还有管理惯性需要更正。这也是符合渐进式改革的步伐的——发展的社会推动着滞后的制度，一点一点循序渐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