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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以工业化和市场化为主要内容的社会转型,极大地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与交往特点,频繁而又持久的社会流动导致大量社会资源的重新分配和原有利益格局的深刻变化,它不仅引发了中国宏观的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变迁,也带来了中国人的微观价值观和社会心态巨大的嬗变,这双重的变化冲击了原有的社会链结模式和社会信任环境,并导致了转型期中国社会人际信任的变迁。要研究当代中国人的人际信任,不能脱离当代中国社会的急剧转型及由此引发的大规模社会流动这一宏观社会背景,从社会流动入手来探讨当代中国社会人际信任的生成机制及重建策略或许是一个更有效的切入点。本研究试图回答的基本问题是:社会流动对当下我国社会人际信任的形成和重建产生何种影响?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问题:我国社会的人际信任呈现何种样态?社会流动在人际信任的形成过程中是否发挥作用?其作用机制有哪些?社会流动是否有助于人际信任从熟人信任向生人信任的转变?能否透过社会流动找寻到重建人际信任特别是生人信任的创造性路径?本研究运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5)数据和“我国社会信用制度研究”课题组2011年调查数据,首先对当代中国社会人际信任的总体样态进行了描述和说明,其次系统考察社会流动影响人际信任的作用机制,既包括社会流动影响人际信任的直接效应,也包括社会流动通过社会化机制和个人化机制两种通道影响人际信任的间接效应,最后,进一步从赋权、合作和公平三个方面探讨社会流动有助于生人信任(社会信任)重建的路径选择。研究结果表明:第一,从信任对象来看,当代中国社会的人际信任仍然维持着传统社会亲疏有别的“差序性格局”,而对血缘家族关系以外的人际信任表现出极大的不确定性特征;从信任主体来看,“高熟人-低生人信任”群体仍然是当今中国社会的典型代表,但随着城市化、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和社会流动的加剧,当代民众对生人交往关系的信任水平呈现上升的趋势,中国人的人际信任特点由对熟人和生人关系的两极分化逐步转向趋同,表现为“完全信任者”群体(高熟人-高生人信任)比例的增加和“部分信任者”(高熟人-低生人信任和低熟人-高生人信任)群体比例的减少。研究还发现,当代中国社会的人际信任表现出了一定的地区、群体和阶层差异。第二,社会流动对人际信任有非常显著的影响,这种直接影响体现在两个方面:代际职业向上流动与教育向上流动提升了对他人的信任水平,从而表现流动方向影响信任水平的“地位相符”效应;户籍向上流动降低了对他人的信任水平,从而表现出流动方向影响信任水平的“地位相悖”效应;主观社会流动对人际信任的直接影响则同时表现出这两种效应。就间接影响效应而言,社会流动通过“经济化”/“道德化”、“公正观”和“人际互惠”三种间接机制对人际信任产生影响。具体来看,“经济化”在社会流动(除户籍流动)影响人际信任(熟人信任和生人信任)的过程中起到了显著的积极作用,而“道德化”在社会流动影响人际信任的过程中起到了显著的消极作用(仅对于生人信任而言);社会流动通过分配“公正”观而非分配“均等”观对人际信任起间接影响作用,与未流动者相比,向上流动经历强化了人们对收入公正观的认可,并进而有助于提高他们对陌生人的信任;社会流动通过“人际互惠”而非“人际冲突”对人际信任起到间接影响作用,与未流动者相比,向上社会流动显著增加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支持行为和互惠水平,而人际互惠水平的增加能够提升对他人的信任水平。第三,从人际信任(生人信任)的重建路径来看,在社会流动情境下,经济赋权和社会公平可以超越熟人信任作为生人信任(社会信任)重建的创造性路径,而心理赋权和合作则无助于生人信任(社会信任)的重建,政治赋权不仅没有提升生人信任,反而对生人信任的重建有消极影响。本研究从社会流动入手来来探讨人际信任的影响机制及重建路径,不仅有助于拓展人际信任已有的理论解释,还丰富了“社会流动的影响及后果”这一研究主题的已有研究成果,为更深入考察社会流动对人们的社会政治态度的影响提供新的经验证据。同时,对社会流动影响人际信任机制的考察,特别是关于社会流动在何种条件下如何提高生人信任(社会信任)的探讨,将为探索转型期培育和提升我国社会人际信任特别是社会信任的途径和策略提供重要的经验资料,并为政府及相关部门制定社会建设的有关政策方案提供学理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