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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新常态”时代的来临,城乡规划实践重心从传统“增量规划”逐步迈入“存量规划”。城市问题更多地源于社会的多元分化所引发的利益诉求与资源再分配的矛盾。旧城更新规划的实施过程成为社会多元主体产生争议的高发领域,而日渐活跃的城市媒体对公共冲突事件的聚焦也显著地介入并影响着规划进程。广州恩宁路街区由于受到媒体十年以来持续的关注和深度报道而具备了案例研究的意义,本文以媒体影响下的广州恩宁路旧城更新历程为研究对象,剖析媒体角色及其作用,探究媒体与规划师角色的互补影响关系,启发城市规划师的职业再思考。本文所关注的核心问题是:(1)规划师与媒体角色类型、特征及其分化动因?二者在旧城更新中的“理想角色”类型是什么?(2)二者如何各自及共同影响旧城更新进程的?是否存在相关性?(3)旧城更新中二者的角色及行为的问题是什么?是否存在更优的合作模式?(4)如何寻找媒体与规划师有效的协作路径?为此,本文以上述问题为导向进行定性探索,以实证研究为基础,结合文献研读、理论综述、归纳综合分析等研究方法展开深入的探讨。首先,对媒体与规划师的角色进行基础性解释,分析得出时代演进过程中城市的发展所引发的社会需求的改变,是二者职业角色分化的外在动因;同时,中西方政治经济体制背景的差异是内在的根源,从而形成多样化职业目标、服务对象、价值观念等。并通过对中西方国家发展阶段的类比,辨析出中国城市发展到现阶段或未来状态下,规划师的角色新需求在西方国家的呈现形式,为国内规划师角色的形成提供借鉴,成为构建规划师“理想角色”的理论依据。其次,本文从城市规划师经历专业教育到职业分化的过程,将规划师的角色分化为三个阶段:(1)受规划专业教育合格的“中立规划技术者”。(2)之后经历职业分化过程。与政府、市场、居民形成代理关系,代表不同服务主体利益的规划师,分别称为“政府决策参与者”、“企业开发设计者”、“居民利益代言人”;未形成代理关系的规划师,代表社会公共利益,称为“社会专家学者”。(3)社会需求发展下,熟练应对权力关系网络的“中介规划师”,也是规划师理想角色之一。同时讨论了媒体承载公民“四权”的社会属性,构建媒体角色的四种类型:服务于知情权的“宣传情报员”,服务于表达权的“引导沟通员”,服务于参与权的“动员教育者”以及服务于监督权的“社会监督员”。再次,将广州恩宁路旧城更新十年历程分为五个阶段,归纳各阶段的主体之间的结构关系,分析规划师与媒体的角色的行动特征。一方面,探究出二者对旧区地方共识达成的积极意义,包括对旧城更新的优化与社会进步的推动;另一方面,解析出规划师作为主体决策的内部行动者,媒体作为“规划外部活动家”补位的行动特征,并讨论二者互补互动关系。将媒体角色作为一面“镜子”,探寻出当下规划师角色缺失,组织结构不完整,信息不对等的现实问题。最后,研究发现旧城更新中二者的影响机制是,非程序式的媒体力量“倒逼”政府决策,启动规划的程序式方案修编与优化。媒体作用的有效路径是舆情压力的形成,进而迫使政府的积极回应。论文阐述了媒体与规划师二者对信息的认识与控制、沟通平台的搭建等具体行为对社会进步有推动意义,并提出规划师的介导谈判平台策略及新角色的能力培育。论文尝试构建媒体与规划师的协作优化结构,即形成内外信息的互补共享、“上”“下”平台有机衔接的格局。回顾旧城更新事件,广泛的社会动员力量与城市建设专业力量的协同,似乎能够更为理性的推进决策过程,引导社会共识的进步。媒体与规划师,正是这两束力量鲜明的角色代表。探讨城市规划与设计方法论的同时,更需要将可能的解决途径聚焦到具有价值取向及社会结构性问题认知的“角色”本身。本文通过对二者角色类型特征、角色分化动因、职责价值素养的研究,建立了旧城更新语境下的规划师与媒体角色的基础理论。通过实证案例的深入解析,总结出二者对于旧城更新的影响关系,系统归纳媒体的作用方式,提出了规划师角色在媒体影响下的职业再思考启示及应对策略。对媒体与规划师两个角色在旧城更新利益博弈中的地位有了新的认识,并尝试优化二者共促社会进步及地方共识达成的协作路径,为旧城更新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