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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全球一体化的加深,各国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同时也使得跨国境疾病传染等非传统安全问题日益凸现。气候变化、全球性流行病传播、贫困、自然灾害、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领域方面出现的问题对人类社会整体发展的威胁和影响,超越了一般的意识形态、国家、民族和种族的概念,更加具有全球性和全人类性。疾病的预防与控制已经不再仅仅是一个国家内部的事务,转而成为全球性的问题,需要国际社会进行沟通与合作,公共卫生外交也随之进入公众视野。人类社会在发展的过程中所要面对的威胁已经不再局限于传统安全领域的范围内。
2003年SARS的突然爆发,一方面使各国面临疾病迅速蔓延的重大公共卫生威胁,甚至导致国家间关系的紧张和冲突；另一方面也使国际社会在疾病应对上进一步协作,推动了2005年《国际卫生条例》(IHR)的制订。2009年以来甲型H1N1流感的爆发是IHR制订以来第一次全球性的传染病国际大流行,更是为全球卫生问题现有的应对机制及中国的外交提出了挑战。在甲型H1N1流感疫情的应对过程中,国际间的合作及摩擦时有发生,且呈现出一定的阶段性特征。在疫情初期,我国公共卫生外交应对及时恰当,但也出现了一些外交上的被动；在疫情进一步发展及疫情后期,我国充分利用自身实力和疫情应对过程中形成的经验,积极展开公共卫生外交,在世界卫生组织(WHO)及国际社会争取发言权,从而在全球卫生治理中发挥了积极的建设性作用,一方面有效地应对了国内疫情,另一方面也赢得了国际社会的理解与支持。SARS和甲型H1N1流感给人类带来的整体威胁,不但超越了人类传统知识经验的认知范畴,而且对这种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应对,也超出了一般国际合作的概念范畴。顺应这种客观情况的发展,从应对全人类共同生存威胁的角度,提出的构建全球公共卫生外交体系的理念,就显的十分必要。具体而言,经过SARS事件带给全人类的反思,在甲型H1N1流感疫情出现以后,在公共卫生外交理念的指导下,国际间的合作应对机制日益娴熟,从而使得全球合作应对甲型H1N1流感,并通过有效合作成功抑制了病毒传播,为人类通过共同合作成功应对非传统安全领域威胁树立了良好的范例。
伴随着全球化进一步发展,全球公共卫生事件的频繁发生,公共卫生事件的跨国应对日益迫切,而公共卫生外交的重要性也日趋凸显。作为非传统安全中的公共卫生安全不同于传统国际安全,公共卫生安全作为一种国际社会的公共产品,更多的是合作与共同应对的有序状态,而并非是“零和博弈”与“无政府状态”。然而在这一合作过程中同样也面临着维护国家公共卫生安全,争取包括制药企业收益在内的国家利益的“合作博弈”。总结甲型H1N1流感应对下中国公共卫生外交的经验与教训将有利于理清外交应对策略。本文将主要从甲型H1N1流感的应对机制为切入点,研究我国在应对甲型H1N1流感过程中的公共卫生外交,及在遵循IHR框架下国家利益层面的矛盾与解决方式,并借此总结应对甲型H1N1流感的经验和教训,以此为例探讨公共卫生外交理念在非传统安全领域人类合作机制中的作用。从而,为我国形成成熟的公共卫生外交应对机制提供相关建议,为我国在全球卫生这一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外交策略及相关理论方面提供可资借鉴的参考,以上是本文的立意和创新点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