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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生态现代化理论”(Ecological Modernization Theory, EMT)由德国学者约瑟夫·胡伯和马丁·耶内克在20世纪80年代率先提出。它既是一种现代化理论，也是一种环境政策规划，指在不触及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上，通过进一步的现代化（“超工业化”）来破解经济发展与环境危机之间的矛盾困境，实现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制度重建与生态重建，进而实现现代化与生态化的双赢。因此，这是一种有关环境变革进程的社会发展理论。 西方生态现代化理论的兴起有其特定的现实背景、理论背景以及实践背景。西方生态现代化理论兴起的现实背景有两个方面，一是资本逻辑的普遍支配，二是生态危机的全球扩散，这两者之间存在着必然性联系。资本逻辑运行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当中，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固有属性。资本逻辑追求短期回报，环境改善需要长期规划，二者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随着资本逻辑支配地位的普遍确立，由其带来的生态危机也必然会逐渐扩大，进而形成了全球性问题。针对现代化进程中的生态问题，包括新马克思主义在内的诸多理论流派认为，资本主义的这种内在矛盾将在经济上和环境上破坏自身。与这些学者相反，一些转型主义者发出了不同的声音。他们一方面承认全球化尤其是全球资本主义的消极后果，与此同时也认为资本主义能克服自身矛盾并产生积极的环境变革，为“绿色资本主义”做积极的辩护。在谈论现代化与生态化的关系问题上，新马克思主义主要指代那些立足于批判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生态危机的理论流派，包括“踏车理论”、生态社会主义等等，代表人物包括阿兰·施耐博格和戴维·佩珀等等。他们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更多地集中于资本主义的第二重矛盾，也批判西方生态现代化理论的“绿色资本主义”论调。摩尔等人对此也予以了积极回应，从而为EMT的未来发展奠定基础。此外，世界性环境运动的积极推进以及各国环境变革的深入开展，则为西方生态现代化理论的兴起创造了良好的实践背景。这些现实性的环境关怀既为生态现代化理论提供了良好的意识氛围，也为之创造了有利的实践范畴。基于以上一系列背景因素，西方生态现代化理论得以兴起并获得了快速的发展。 西方生态现代化理论的发展主要经历了三个时期，即萌芽期、论证期以及扩展期。萌芽期始于20世纪70年代环保意识和变革理论的广泛涌现，止于80年代中期EMT概念的问世，代表人物以胡伯和耶内克为主。论证期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止于90年代中期。在这个发展阶段中，EMT的概念开始广为传播，并有大量研究文献问世。经历了这一阶段，西方生态现代化理论的地位逐步得到了确立和巩固。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无论是在研究内容还是实践领域中，西方生态现代化理论都开始关注并结合全球化进程，使该理论具有了一种全球扩展的趋势。以此为标志，EMT进入了扩展阶段，代表人物主要有摩尔、斯帕加仑、耶内克、胡伯以及索南菲尔德等人。尽管生态现代化理论提出了一系列富有意义的观点以及生态重建和制度（体制）重建的积极策略，但是，由于其未能认识到生态危机的历史性、社会性根源，因此始终未能克服资本主义制度根深蒂固的阶级局限性。 作为一项社会发展理论，西方生态现代化理论具有自身的话语框架。它既具备基础的话语假设体系，也包含一系列的主要观点，同时具有明确的未来课题，是一个有机整体。任何理论都必须具有明确的立场和理论前提，藉此才能展开理论发展的进程。西方生态现代化理论包括三个基本的理论假设，即，资本主义的自我完善功能、环境保护的“正和博弈”性质以及社会主体的较高的科学文化素质。理论前提是对理论自身世界观和价值观的表征。 EMT立足于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承认与修补，在此基础上谋求社会发展进程中现代化与生态化的兼容。在此基础上，其研究者们提出了一系列基本观点。主要包括:1、推动技术创新。2、重视市场和经济行为主体。3、强调政府的干预作用。4、突出市民社会的积极参与。5、强调生态理性在生产和消费领域的积极作用。6、在此基础上，EMT强调对整个社会进行一种生态转型，从而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彻底的环境变革。从资本主义能够自我完善的假设出发，到以生态理性为基础的理论观点的逐步确立，再到全球层面的实践与应用，西方生态现代化理论逐渐从可持续发展理论和环境社会学的轮廓中独立出来，成为了一种具有鲜明理论和实践特征的社会发展理论。 作为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一项环境变革理论，可以说，西方生态现代化理论既存在其合理性，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就其合理性来说，EMT为企业、政府以及社会提供了协调各方利益的诸多策略，力促实现整个社会的生态变革。此外，其提出的生态理性、技术创新、政府干预以及预警原则等等，对各国的生态现代化实践都具有重要的启示性意义。但是，作为维护资本主义基本制度的一项社会发展理论，EMT也遭受了以生态社会主义为代表的诸多理论流派的激烈批评。在生态社会主义看来，出于维护其基本经济秩序的需要，资本主义社会里是不可能存在富有成效的环境变革的，绿色资本主义根本无法实现。在佩珀看来，西方生态现代化理论“未能把它们的分析与描述立足于对资本主义完整过程的充分与准确理解基础之上”，因此，只能是“乌托邦”。此外，深生态学和结构人类学家也对生态现代化理论从各自的理论角度提出了系统的批评。鉴于自身的一些理论局限性，西方生态现代化理论若想实现持续发展，必须克服一系列具体的理论矛盾，主要包括:1、发展观的局限性。2、历史观的阶级性。3、解决方案的表层性。4、理论适用的有限性。EMT若想实现进一步发展，必须正视这些理论矛盾并提出合理的解决方案。从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角度看，西方生态现代化理论的未来发展还存在一系列的瓶颈问题。能否克服这些瓶颈问题，对于EMT的未来发展至关重要。 西方生态现代化理论对中国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因为建设社会主义生态现代化同样需要解决现代化与生态化之间的矛盾问题。摩尔曾对中国的生态现代化进行了详细考察，并认为中国已经在进行现代化的生态重构，即进行生态现代化建设。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作为西方工业社会生态重建方案的生态现代化理论，对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来说还是可以予以参考的。但是，对于我国来讲，这种参考和借鉴的前提是站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观的高度，对其进行反思和超越。这种反思和超越的首要出发点就是要明确中国生态现代化道路的制度选择与发展方向。具体来讲，这种超越建立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要认清资本主义工业化与生态危机的内在关联，二是认识到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对工人与自然造成了双重异化，三是以社会主义制度对西方生态现代化进行生态革命。进而形成社会主义生态现代化的道路选择，这种道路的选择是建立在对人类社会不同文明形态中生态和谐程度的分析之上。在此基础上形成科学的认识，即，只有共产主义社会才是人道主义与自然主义真正统一的社会。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未来理想和现实国情的结合，追求的正是一种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发展的必然选择，在此基础上，将中国的生态现代化建设成社会主义生态现代化，将生态文明建设成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进而形成社会主义生态现代化的价值取向:1、社会主义生态现代化建设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观为指导，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2、社会主义生态现代化建设必须坚持以公有制为基础，促进社会的公平与正义。3、明确社会主义生态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促进现代化和生态化的双赢。只有坚持生态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方向，才能避免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生产方式下的不合理因素，促进生态现代化的公平、正义和持续发展。 在对西方生态现代化理论进行系统反思和超越的基础上，形成中国生态现代化的现实路径。中国的社会主义生态现代化建设，需要从政治保障、经济支撑、社会条件以及国际环境等几个方面形成新的举措。就政治保障来说，要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首先，推动政治体制改革，树立科学的政绩观，为生态现代化建设创造宽松的空间;其次，合理干预市场行为，为生态现代化建设引导正确的方向;再次，强化法律法规体系，为生态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实的法律保障;最后，坚持以人为本理念，为生态现代化建设提供稳固的落脚点。只有实现政治领域的生态变革，才能为生态现代化建设提供有力的政治支撑。经济方面也要促进市场和经济行为主体形成新举措。第一，培养环保意识，承担社会责任;第二，强调预防原则，促进技术创新;第三，发展环保产业，开发绿色产品。从而为社会主义生态现代化构建有力的经济支撑。促进生态现代化建设，需要在社会领域中做到:第一，树立生态理性，促进消费反馈;第二，加强社会建设，发挥民间组织作用;第三，提升文明水平，支撑环境变革。社会领域是经济发展和环境影响的直接承载者，发挥好这一领域的积极作用，有利于促进整个社会实现生态变革。我国的生态现代化建设面临着复杂的国际环境，在这样的背景下，要做好两方面的工作。一方面，坚定立场，迎接国际挑战;反对“生态帝国主义”与“环境殖民主义”。另一方面，抓住机遇，实现快速发展。既要增强国际合作，不断发展自身;也要积极发挥自身作用，为人类文明尤其是生态文明做出自己的贡献。建设社会主义生态现代化，既要吸收西方生态现代化的先进经验，又要摒弃其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弊病，从而探索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现代化道路。 我国进行生态现代化建设，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强调生态现代化，并不意味着忽略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领域的现代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一个有机整体，只有协调好这几方面的建设，才能使整个现代化建设系统稳定、有序地向前发展，使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稳步前进。从而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夺取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不断胜利，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