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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通过对毒性弥漫性甲状腺肿(Graves’disease,GD)患者的人际关系困扰进行病例对照研究:(1)调查分析毒性弥漫性甲状腺肿患者中人际关系困扰的现状及影响因素;(2)研究人际关系困扰与人口学变量、疾病相关变量和心理变量之间的关系;(3)探讨毒性弥漫性甲状腺肿患者人际关系困扰的预测因素。为针对性给予干预措施提供临床参考和科学依据。方法本研究收集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科门诊2015年5月~11月已确诊的322例毒性弥漫性甲状腺肿患者,以及同时期该院体检中心的323名健康者作为研究对象,进行问卷调查和病例对照研究。研究工具采用一般资料问卷、人际关系综合诊断量表、社会支持评定量表和简易应对方式量表;生物学指标包括促甲状腺激素(TSH,Thyroid Stimulating Hormone),血清游离甲状腺素(FT4,Free Thyroxine),血清游离三碘甲腺原氨酸(FT3,Free Triiodothyronine)。使用SPSS 21.0统计软件,运用两独立样本t检验、单因素方差分析、Pearson积矩相关分析和多重逐步回归等方法进行统计分析,描述毒性弥漫性甲状腺肿患者的人际关系困扰状况并分析其影响因素。结果1.对符合纳入标准的330名毒性弥漫性甲状腺肿患者和体检中心健康者进行问卷调查,毒性弥漫性甲状腺肿患者组回收有效问卷322份,有效回收率为97.6%;健康组回收有效问卷323份,有效回收率为97.9%。2.毒性弥漫性甲状腺肿患者人际关系困扰总分为(11.06±7.00)及各维度得分均高于健康组人际关系困扰总分(5.98±4.92)及各维度评分,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毒性弥漫性甲状腺肿患者人际关系困扰的检出率为52.5%,高于健康组(23.8%),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3.毒性弥漫性甲状腺肿患者社会支持总分(36.91±6.59)及各维度低于健康组社会支持总分(40.36±6.12)及各维度;患者组积极应对(1.63±0.49)和消极应对评分(1.40±0.49)均低于健康组(1.88±0.44,1.54±0.54),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4在毒性弥漫性甲状腺肿患者组中,伴有人际关系困扰患者年龄低于无人际关系困扰患者;女性患者、未婚或离异患者人际困扰检出率高于男性患者和已婚患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5.在毒性弥漫性甲状腺肿患者中,伴有人际关系困扰者的积极应对平均分(1.57±0.44)、社会支持总分(35.66±6.42)、主观支持(21.52±4.88)和对支持的利用(7.06±1.59)均低于无人际关系困扰患者(1.71±0.54、38.42±6.50、23.56±4.88、7.71±1.62),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6.多重逐步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毒性弥漫性甲状腺肿患者人际关系困扰的影响因素有社会支持、性别、受教育程度和应对方式;交谈困扰的影响因素有应对方式、性别和社会支持;交际困扰的影响因素有社会支持、性别和是否核心家庭;待人接物困扰的影响因素有应对方式、性别、FT3和对支持的利用;异性交往困扰的影响因素有社会支持、受教育程度、年龄和是否核心家庭。7.分层回归的结果显示,毒性弥漫性甲状腺肿患者人际关系困扰受社会、生理、心理状态的影响,解释程度为21.5%。结论1.毒性弥漫性甲状腺肿患者人际关系困扰检出率及评分均高于健康人群,严重影响生活和工作的人际交流,有必要在毒性弥漫性甲状腺肿患者中广泛评估和干预人际交往障碍;该群体的社会支持处于中等偏下水平;积极应对能力不足,而消极应对方式居多。2毒性弥漫性甲状腺肿患者中,年龄小、女性、未婚或离异、受教育程度低、核心家庭者易产生人际关系困扰;并且其积极应对、社会支持、主观支持以及对支持的利用等能力也低于无人际关系困扰者。3人际关系困扰受社会、生理及心理因素共同作用,其中心理因素起关键作用。人际困扰的预测因素主要包括性别、受教育程度、社会支持、对支持的利用及应对方式等;首次发现待人接物困扰不仅受以上因素影响,还受FT3水平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