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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倾两条战线的斗争是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重要内容，对中共的发展、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中共判断“左”、右倾的标准对于斗争的开展具有指导性意义。本文试图对1927年8月至1937年7月中共“左”、右倾标准的演变历程进行考析。 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关于右倾标准的提出是与总结大革命失败的教训一同开始的。最初的一段时间，中共并没有明确使用“右倾”这一提法，而是用孟什维克、机会主义等代替。标准的内容包括“将民族解放运动与阶级斗争相对立”、“不相信群众，坐待军队与土匪”、“组织中工农分子比例过少”等。中共六大后，随着革命形势逐步走向复兴，中共关于右倾的标准不再着眼于对大革命失败的总结，代之以对现实革命问题的判断。“和平发展合法运动”、“联合富农”、“革命转变的阶段论”、“游击战术、武装割据思想”等与中央思路不符的革命方式、方法被划为右倾代表。1930年10月，共产国际的来信改变了六届三中全会对“立三路线”的认识，认为李立三的错误表面上是“左”倾，实质上是右的错误。“立三路线”以及在反“立三错误”中与中央“相背离”的罗章龙分裂主义成为右倾的主要内容。1932年，中共中央从上海转移到江西苏区，对苏区进行了全方位的整合，以“罗明路线”为代表的苏区右倾成为中央纠右的重点。1935年遵义会议召开后，中共的军事策略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但从右倾标准来看，还是延续了过去对退却、投降的批评，只是针对的对象发生了改变。 与右倾相比，中共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对于“左”倾的阐述较少。以玩弄暴动为特点的盲动主义和强迫群众的命令主义是六大前“左”倾的主要内容。此后，判断“左”的标准转为对六大政策的执行正确与否。这一时期“左”的标准主要是观念、策略层面的，而非整个路线上的。1930年夏秋之际，中共中央的冒险计划不断失败，党和军队力量遭受严重损失，“左”倾标准回到了六大之前的盲动主义与命令主义。随着抗日形势的变化，民族矛盾逐渐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反对建立上层统一战线的关门主义成为中央反“左”的主要对象。 中央对于“左”、右倾的判断隐藏着一套自身的理论与逻辑。在中共的认识中，历史存在一个客观规律，共产党人要找到与历史规律相吻合的正确的前进路径，而“左”、右倾就是偏离了规律的路径。六大之前的“不断革命论”和之后的“第三时期理论”都曾被中共中央奉为指导一切的“规律”，也是判断思想领域“左”、右倾的重要准则。走以城市为革命中心、以工人阶级为革命斗争的主要力量、先占领城市、后进攻乡村的革命道路和不惜一切代价巩固苏维埃政权的路径选择则是中共划定路线、政策层面“左”、右倾标准的依据。此外，党的布尔什维克化的目标是中共确定组织层面“左”、右倾标准的核心标尺。而既定的思想、路线和政策在地方具体贯彻过程中的“变形”往往是中央确定实践层面“左”、右倾标准的重要原因。 不过，实际的“左”、右倾标准并不仅仅在这套逻辑下规范地演变，还受到苏共、共产国际和中共党内权力斗争的影响。作为共产国际的支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对于党内重大问题的判断往往直接来自共产国际的指示，对于党内“左”、右倾的判断也不例外。而苏共在这一时期开展的反托季联盟、反布哈林的斗争和斯大林对中国革命形势的判断也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中共对于“左”、右倾的认识。此外，党内权力斗争也不同程度地让中共对于“左”、右倾的判断更加复杂化。 在中共80多年的历史中，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左”、右倾标准的变化最为频繁。在这些标准指导下的党内斗争，有的在危急时刻挽救了党和革命，有的则产生了十分消极的影响，甚至使全党陷于消亡的边缘。“左”、右倾标准之所以会对中共产生如此深刻的影响，是因为在革命战争时期，中共同其他无产阶级政党一样将党内斗争作为处理党内矛盾的重要的、有时甚至是唯一的手段。这一方面是受马克思主义斗争理论的影响，另一方面则是复杂革命形势的客观要求，而党内权力合法性争夺的“助燃”也不容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