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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前期的李贤不仅在政治上多有建树,在文学上也取得了一定成就。在三十余年的仕宦生涯中,他常遇险难、困厄之境,但并没有像陶渊明一样愤然归去,否则其济世梦想便会化作泡影。为了表达对陶渊明人品的褒赞及其隐逸生活的向往,他对除《形、影、神》之外的陶诗进行了逐一次韵唱和,从而创作了数量可观的和陶诗。李贤和陶,有着丰富的个人背景和文学史背景。他忠以事君,委身报国,欲有为于世,却屡遇险难。他曾多次乞求退闲,却都未得准许,于是便将陶渊明当作异世知音,并通过次韵其诗来寄寓无法实现的隐逸之梦。用次韵技法作诗难度较大,但因慕陶,且长于次韵诗创作,故李贤和陶之作在历代和陶诗中有其独特的艺术造诣和较高的艺术价值。如果以李贤活跃在文坛的时间为下限,我们会发现其上距和陶诗的发轫已有九百多年。九百余年中,鲍照、江淹、韦应物、白居易、苏轼等都曾为和陶诗的发展做出过贡献,使得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慕陶、和陶之风得以长盛不衰。至明代前期,慕陶、和陶之风亦未衰减,谢肃、黄仲昭、章懋、吴节等人都以属于自己的方式来阐释陶诗、赓和陶韵。毫无疑问,这种风气对李贤的和陶诗创作产生了影响。在众多的隐逸诗人中,陶渊明之所以成为李贤关注的对象,大抵有三个方面的原因,可概括为:其一,踌躇十年终归去;其二,陶令人虽去,桃源堪慰怀;其三,缠绵悱恻最多情。在关注到陶渊明,并对陶渊明及其诗有了属于自己的理解后,李贤才唱和了其诗。李贤认为,陶渊明是一位真隐士,而陶诗真的如苏轼所评价的那样初看若质癯,熟读则绮腴。李贤还认为,陶渊明虽然实现了完全的归隐,但骨子里还有着对世俗的眷恋与不舍。在充分体认、理解陶渊明及其作品后,李贤才对陶诗作了次韵唱和。考察李贤的和陶诗,我们发现其表达的思想内容相当丰富。李贤在其中抒发了对隐逸生活的向慕,赞颂了固穷安贫的节操,也表达了致君尧舜的政治热情,还书写了对亲友、百姓的深切关怀。李贤虽然是明前期重要的台阁体作家之一,他的和陶诗在思想和艺术上都难以与陶诗相媲美,可是我们发现,李贤以陶诗为基础,在借鉴前人的做法后,于和陶诗中构建的平衡仕隐矛盾冲突的模式,极具现实意义,他在和陶诗中以政治家的视角对某些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作出的论断,也显得更具卓识和新意。而在艺术上,我们发现,李贤提倡自然作诗,并因和陶而不得不将这种自然作诗的理念尽量贯彻。在他贯彻的过程中,我们能够发现台阁色彩得到了弱化。而正是因为对陶诗的学习,李贤的和陶诗创作部分地呈现出倾向于此后成熟的性灵诗歌的艺术风貌来。这在明前期台阁体风靡的状态下是有着进步意义的,值得被肯定。此外,在面对陶诗这座难以超越的高峰时,李贤以它作为创作的基础,吟诵出了不少佳句,这也是其和陶诗令人叹赏之处。李贤慕陶,却一生流连于官场,他的这种慕陶却不取其隐逸的生活方式应该受白居易“中隐”方式影响颇深。并且我们能够发现,在《和陶咏三良》《和陶咏荆轲》等作品中,李贤的观点往往能在前人解读陶渊明或唱和陶诗的诗篇中找到或多或少的影子来。故而笔者认为,不管是李贤之慕陶,还是他的和陶,既代表着他的个人行为,也是对前人慕陶、和陶现象的延续。如此,探讨李贤和陶诗变得不再孤立,从而显得更具文学史和文化史意义了。值得一提的是,作为明前期重要的台阁体代表作家,李贤在《和陶和胡西曹赠顾贼曹》《和陶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和陶述酒》等诗中对陶渊明及其作品的解读,和谢肃、吴节等人的陶诗接受都有着明显的台阁体色彩。这带有深刻的时代烙印,无疑是研究明代前期乃至整个明代和陶诗史不可忽视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