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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拥有13亿多人口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事关重大。粮食安全问题直接关系着国家社稷稳定与经济增长，由此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就成为历届政府最为关注的核心问题。事实上，长期致力于中国“三农”问题的解决也是当下中国政府的首要决策。新世纪以来，中国农业政策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从对农业的“多取”向“多予”转型。在这一转型过程中，中国粮食总产量经历了“过山车式”的下降和上升，1999～2003年粮食总产量从5.08亿吨一路下滑到4.31亿吨，出现了一波“5连降”，降幅高达17.87％，而在随后10年又经历一个“10连增”过程，到2013年首次突破6亿吨大关，达到6.02亿吨，10年增幅高达39.68％。面对这一现象，引发了我对这一问题的诸多思考:农业政策变化的发生机理是什么，政策变化对农户行为的影响到底如何，粮食总产量连续增产背后的原因到底有哪些，经济学知识对此如何解释？ 为了回答上述问题，本研究在梳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业政策及其演变的基础上，依据新制度经济学、现代经济学等理论，采用描述性统计、计量分析和模型构建等研究方法，我们构建了农业政策变化发生机理的分析框架，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实证分析了农业政策变化对农户生产消费行为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基于收入分配改革视角，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分析了农业政策变化的制度绩效，最后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第一，基于制度变迁理论的分析框架，从多重逻辑视角分析农业政策变化的发生机理，并运用该框架检验农村税费改革的发生过程。研究认为:国家行为的逻辑是政权合法性和稳定性，基层（官员）政府行为的逻辑是竞争晋升的科层制，农户行为的逻辑是经济理性，农业政策变化过程是国家、基层政府和农户在制度环境约束和意识形态变化下长期互动的结果。 第二，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运用国家统计数据和微观农户跟踪调查数据，采用描述性统计分析方法，分析农业政策变化对农业生产投入产出和种植结构的影响。研究表明:新世纪以来，农业生产投入产出和种植结构变化与农业政策变化紧密相关，说明农户能对农业政策变化做出理性反应，这一结论为接下来的实证分析奠定基础;同时也印证了前文关于农户的行为逻辑为经济理性的判断。 第三，运用微观农户调查数据，采用时间和个体双固定效应计量模型，实证分析了税费改革和农业补贴对农户生产决策行为和产出的影响。结果发现:第一，农村税费改革和农业补贴显著地提高了农民种粮积极性，但区域差异明显。具体表现为:从静态上看，税费改革使南方水稻区农户产出平均增加了6.82％，使中部小麦区平均增加了7.25％，但对东北部玉米区的影响较小，且不显著;从阶段性上看，小麦区和玉米区的改革效果主要体现在税费改革过程中，而水稻区则主要体现在税费改革之后;从动态上看，税费改革对农业产出的影响随时间呈先增后减的倒“U”变化。第二，农业补贴政策对农业产出有显著正影响，且这一影响由南方水稻区向东北玉米区呈逐渐增强状;从农业补贴作用机理上看，其主要通过增加资本投入和减少劳动投入对产出起作用，补贴使农民调整了生产要素投入组合，要素产出弹性发生变化，且区域差异明显。 第四，基于农业增长核算方程，从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视角构建包含税费改革和补贴的农业生产函数，从理论上分解农业政策变化和农产品价格提高对农业TFP增长的影响，并运用2000～2011年中国6省宏观数据进行实证。结果显示:农业政策变化的制度绩效显著，是中国粮食总产量“8连增”的主要原因。在8连增的原因中，农业TFP增长解释了54.13％，要素投入增加解释了45.87％;其中在要素投入中，有效劳动供给增加的作用最大，贡献了29.61％，其次为化肥，贡献了6.61％，第三为资本，贡献了5.23％，第四为土地，贡献4.42％;但由于区域间农业发展水平和自然资源禀赋差异，粮食总产量“8连增”的原因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其中南方水稻区和东北玉米区的增长主要来自于农业要素投入的增加，小麦区的增长主要来自于农业政策变化引起的TFP的增长。 最后，以行为生命周期理论为假说，构建农户消费模型，运用中国6省微观农户数据，采用系统广义矩方法(S-GMM)对农户不同来源收入的消费倾向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财政转移收入具有较高的消费倾向，是农户家庭经营收入的4倍，表明农业政策从“多取”向“多予”的转型有利于提高农户消费水平，扩大内需;同时，也存在区域差异，其中中部小麦区农户的政府转移收入的消费倾向最高，南方水稻区最低，东北玉米区居中。 基于上述研究，本文提出的政策建议有: 第一，农民的理性行为直接影响、改变甚至缩小了宏观农业政策的选择空间或机会集合，因此，在农业政策的制定过程应充分尊重农民的意愿，发挥农民的主动性。第二，税费改革和农业补贴对农户决策行为有显著正影响，表明农户能够对政策变化做出反应，因此，在现阶段，优化农业补贴结构，重点加大对粮食主产区种粮农户的生产补贴力度，对于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第三，财政转移收入的消费倾向较高，说明加大对农户收入的支持有助于提高农户消费水平，从而有利于扩大内需。第四，区域间农户对税费改革和农业补贴的反应存在明显差异，粮食总产量“8连增”的原因同样存在区域差异。因此，农业政策在制定和执行时应当因地制宜，允许差异化的政策安排。第五，农业政策变化的制度绩效存在随时间衰减的可能。因此，持续的符合农户理性预期的农业政策变革是提高农户种粮积极性，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保障。 本文的可能创新之处: 第一，观点突破。农业政策变化过程本质上是诺斯意义上的制度变迁过程，将农业政策变化过程置于制度变迁的多种逻辑分析框架下，探讨中央政府、基层政府和农户的行为逻辑在制度环境约束和意识形态变化下的互动影响机制，对农业政策变化的发生过程做出新的解释。第二，方法创新。从收入分配视角将农村税费改革和农业补贴有机融入农业增长核算方程，理论和实证上分解出了农业政策变化的制度绩效，扩展了人们对制度在农业增长中的内生作用以及绩效传导过程的认识。第三，视角拓展。运用行为经济学“心理账户”理论分析不同来源收入的消费倾向差异，弥补了现有文献多立足于收入的稳定性或变异性来解释不同来源收入的消费倾向差异的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