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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70年代以来,实体产业的跨国转移与虚拟经济的全球化发展深刻影响了当前的国际经济格局,在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的同时,也引起了全球范围内的经济失衡,特别是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内部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部门的失衡。对于发达经济体而言,经过持续的“去工业化”过程,其国内的钢铁、汽车、化学等传统实体产业转移至发展中国家,实体经济日趋萎缩,在吸纳就业、推动经济增长方面的功能逐步弱化；与此同时,这些国家(或地区)的主权货币作为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在支付结算和风险规避等方面具有天然的优势,因此与实体经济萎缩相伴的是以金融和房地产业为代表的虚拟经济部门的扩张,特别是在金融自由化浪潮下,虚拟资产规模迅速膨胀并逐步超过实体经济,对现实经济的运行产生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对于新兴经济体而言,他们在承接传统实体产业的过程中,日益深入地嵌入国际分工体系,实体经济部门由此取得长足的发展,但由于国内金融市场与金融组织发育相对滞后,虚拟经济部门对实体经济的服务功能——无论在提供融资支持还是化解市场风险方面——受到极大的限制。虚拟经济的过度膨胀与虚拟经济发展滞后是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发展失衡在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之间的两种表现,也是近些年来危机性事件爆发的重要原因。在此背景下,对虚拟经与实体经济的协调关系进行系统考察和分析,以期缓解当前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失衡的状况,是本论文的主要研究目的。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反映了经济运行的两种不同模式,前者是以成本为基础的价格系统,而后者则是以资本化定价为基础的价格系统,两者相互作用,相互关联却又有自己独立的特征,本文正是从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不同运行特征入手,对两者的协调关系进行考察和阐述。本文首先界定了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协调发展的基本含义与特征,之后从两者相互作用,协调发展的视角考察了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发展历程,并在此基础上总结了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发展中表现出的基本规律,即：虚拟经济依托于实体经济,实体经济是虚拟经济的基础；虚拟经济的适度发展会对实体经济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虚拟经济发展日益脱离实体经济而表现出独立的运行规律；不同的虚拟经济发展模式会对两者的协调发展产生不同影响。为了进一步分析两者的相互作用关系,本文在新古典框架下构建了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协调增长模型,对两者的协调机制进行了深入探讨。通过对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发展规律及其协调机制的考察发现,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协调发展不仅取决于两者的总量关系,也取决于两者的内部结构,尤其与虚拟经济的内部结构密切相关。借助耦合协调度模型,本文测算了美国和中国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间的耦合协调度,并将耦合协调度与虚拟经济实体经济总量比率指标进行了比较,结果发现在美国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协调程度与虚拟经济实体经济的总量比率之间呈现明显的负相关关系,虚拟经济规模越膨胀,两者的协调性越差；而中国由于虚拟经济发展相对滞后,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协调性与虚拟经济实体经济总量比率之间没有表现出负相关关系,在某些时期还表现出了正相关关系。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总量规模的适度发展是保持两者协调性的重要方面。除了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总量比率之外,虚拟经济内部结构是影响两者协调发展的另一个重要方面。不同的虚拟资产构取决于不同的虚拟经济发展模式,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考察了金融部门与房地产部门的发展模式,将虚拟经济的发展模式概括为银行主导型和市场主导型两个类型,不同虚拟经济发展模式在信息处理和风险分散等方面具有不同的特征,这些差异会通过对实体经济增长与稳定的作用,最终影响两者的协调关系。通过对比分析发现,银行主导型虚拟经济发展模式适用于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或者在技术条件成熟情况下的产业扩张或经济赶超阶段,并且市场主导型虚拟经济发展模式的优势主要体现在对新技术或者新兴产业的支持上。在对实体经济稳定的影响上,银行主导型虚拟经济发展模式有助于跨期风险的平滑,而市场主导型虚拟经济发展模式则在横向风险的规避方面更具优势。为了印证上述观点,本文分别考察了两种虚拟经济发展模式下典型国家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发展历程。为进一步分析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协调发展的影响因素,本文将美国和中国作为样本国家,构建了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ARDL-ECM)来考察了短期利率、信贷规模、房地产市场景气状况、股票市场价格等变量对实体经济产出和一般物价水平的影响。结果显示,美国短期利率无论在对实体经济产出还是一般物价水平的影响方面都十分显著,而相比之下,银行信贷规模在对中国实体经济产出和一般物价水平的作用上则更为重要。论文的最后,在总结上述研究结论的同时,从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规模、总量及其监管等方面提出了我国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协调发展的政策建议。